参加“两会”的知名企业家雷军、董明珠日前走上“代表通道”接受采访，就中国制造业升级发表意见。雷军以为，只有把质量搞好，中国制造才能去掉“山寨”和低级的形象。董明珠则期望企业能尽快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改变。这些言论引起广泛关注。

　　窃以为，意见受关注，不在内容有多少新意，而在提出的问题——比如质量，往往会产生强烈共鸣。

　　说到质量，多年来，大众消费者往往言必称“进口货”。“进口货”当然特指那些发达国家和深具制造传统国家的产品，如德国的汽车、日本的电器、瑞士的手表、意大利的皮具和乐器等等。进口货之所以广受青睐，关键不外两点，一是领先的核心技术，二是高精的品质（包括设计）。没前者就永远只能跟在后面“山寨”，缺后者就始终摆脱不掉低级的形象。

　　今天，创新和质量，几乎是中国制造业界两个出现频度最高的词。在上天入地等国家高精尖领域，令人乐观的消息接踵而来：不少关键核心技术有所突破，有的已居世界领跑地位；施工细节更到毫厘不差、万无一失的地步，已然成为各业践行“工匠精神”的典范。这固然得益于举国体制能集中配置优势资源，却也表明，仅以聪明才智论，火箭能搞成，手机、空调、马桶等又何在话下！

　　当然，社会还需要大量培养制造业人才，而且要慢火煎熬。最近德国问题研究专家、武汉大学李工真教授提出：“武汉制造”质量强起来需要一支强大的高素质工人队伍，这就要调整职业技能教育战略，为技术工人的成长和进步提供条件，并形成一套稳定长久的激励机制。他强调，德国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鉴。其实可以看到，技艺专精的工匠在德国地位不低，薪酬可观。而我们的年轻人往往都盯着上一二类大学，无奈才上三四类学校，更将职业教育当作走投无路的下下之选。如此格局的形成，有观念的原因，也与教育资源的布局有关系。

　　制造业升级，固然体现在国家高精尖项目，但更在无所不包的民生领域。因为那样的集政府、市场、企业、社会的全方位努力，更能形成浩然的全民之势。先从具体的器物入手，再优化制度安排，久而久之自然会形成一种非急功近利的“制造”文化或“国民性”。

　　（作者为武汉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