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义利群、守礼尚和的公义良序

　　中华文化历来高度重视“义”的公益追求与公理正义。“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此倡导“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以及“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公益观，反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社会不公现象，强调在博施济众和患难相恤中，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能各尽其性，各得其所。义不仅是积极性的行善积德、社会公益，而且也是公平正义的天下公理和得其应得的社会秩序。“义者，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义的根本在于维护公理公义，因而管子将“礼义廉耻”并举作为国之四维。义为礼之质，礼为义之用。各种公义和秩序必须通过礼的外在规范加以贯彻落实。“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润滑剂，通过礼的协调，社会成员才能互相尊重，彼此信任，达到“礼之用，和为贵”的效果，以维护社会群体的诚信友善，增进社会共同体的和谐度和幸福感。

　　协和万邦、世界大同的和平主义

　　中国文化历来是以和平主义的天下观念来看待并处理与其他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以德服人、以理服人，而非以威压人、以势凌人。“国虽大，好战必亡”，崇尚和平、反对战争一直是中华文化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理念。同时，中华文化早就认识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及“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道理，因而历来强调各个民族之间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也历来重视各个文化之间的取长补短、交流互鉴，如丝绸之路的开辟、遣唐使的大批来华，法显、玄奘西行取经和郑和下西洋等，这些都是中外文明交往的历史佐证。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寻求理解和认同的同时，更加强调以和平主义的处世理念来影响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形成。树立“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做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种和平梦、世界梦、大同梦，是中华文化的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思想在当代的继承创新。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我们一定要坚持义利统一、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为各民族国家共同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正是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这些积极的处世之道不仅影响着中华民族成员个人的安身立命，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性格。深入挖掘并弘扬中华文化的积极处世之道，一定能为我国社会治理和全球治理提供宝贵的精神营养。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