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两用中、守经达权的处世方法

　　中庸是中华文化积极处世之道的方法论，同时也是一种至高的德性，“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执两用中并非乡愿式的随意调和，而是执其两端而用于中，使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追求行事处世的合情合理，无过无不及。守经达权意味着既坚守道德原则，择善而固执之，又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随时而处中，最终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高明境界。这种不偏颇、不极端的健全理性主义精神，是中华文化处世之道的显著特性。

　　积极入世、忠以为公的群己之道

　　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儒家文化积极入世的宣言。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文化，倡导社会个体应以积极的态度在现实社会中立德、立言、立功，达至人生的不朽。而立身处世的第一要义便是修身，即先要在格物致知中涵养德性，学会自处、自立，通过道义的准绳规约自己的行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在自身德性完善的基础上，儒家文化认为社会个体并不是剥离于群体的孤立原子，而对民族、国家有不可舍弃的天职和本务，因而，“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最终目的。个体应有精忠报国、成仁取义的道德使命感，与国家、民族荣辱与共，同进共退。后世宋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发愿，以及明清士大夫“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的使命感，正是这种积极入世、忠以为公的处世之道的表达。

　　亲亲仁民、爱敬他人的人际之道

　　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友善是中华文化积极处世之道的重要层面。“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不相爱”正是一切祸乱的起源，所以，无论是儒家的仁爱，还是墨家的兼爱，都强调以爱作为人际情感纽带的重要作用。与墨家不别亲疏、兼以易别的抽象之爱相比，儒家认为仁爱始于对亲人的爱，“爱由亲始”正是儒家仁爱“能近取譬”的切近可行之处。但仅仅将仁爱止于家族是不够的，而应将这种基于血缘亲情的爱人情感从家族推扩到全社会，即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亲亲”而达“仁民”。在推扩仁爱之情时要遵循忠恕之道的行仁之方，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建立于“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良性互动之中，即梁漱溟先生所说的“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如此一来，才能使全社会成为和谐友善的情感共同体。中国古代的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种类相对简单，主要是“父子、君臣、夫妇、昆弟、朋友”的五伦关系。现代社会，在人际关系种类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情况下，更应倡导建立人际相敬相爱的美好情感，追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人际关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