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精辟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文艺乃人类以审美方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即把握世界的活动，这个过程中彰显出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都与哲学密切相关，甚至受制于哲学。这是因为，哲学总揽全局，哲学通，一通百通。哲学是人类的智慧学、明白学，是关于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门总的学问。研究文艺就是研究其审美方式，审美的学问即美学，亦即文艺哲学。唯其如此，文艺大家必然也是善思想、通哲学的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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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思维能力。文艺创作能力主要是创作主体的审美思维能力。这种思维能力，必须植根于创作者的生活积累、情感积累、思想积累和文化积累，必须坚持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美学观与辩证法为导引和内在驱动力。为什么匡正了把文艺简单地从属于政治、以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的错误倾向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又出现了一种笼统地把文艺从属于经济、以利润思维取代审美思维，一切唯票房、唯收视率、唯点击率、唯码洋即唯经济效益是从的错误倾向呢？这种忽左忽右、好走极端、趋从时尚、心无定力的思维歧途，病根便在哲学。要从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高度，真正弄懂弄通文艺乃是人类以审美方式把握世界的独特创作，它与人类以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宗教的、哲学的方式把握世界是相辅相成、互补共存，但决不可彼此替代的。这就需要我们从哲学层面上学会以执其两端、取法乎中、兼容整合、全面辩证的和谐思维，去取代过去长期影响制约我们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的单向思维，实现哲学思维领域里的一场深刻变革。再如，从一定意义上讲，哲学就是人类思维的一门学问。哲学思维聚焦于人类与世界的关系。而文艺说到底也是一门人学，它也聚焦于人，强调要描写人、表现人、服务于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两者在内在指向上完全一致。所以学好弄通哲学，文艺才能真正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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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说精神品格。文艺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旨在坚守人类独特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哲学史上，从先秦子学到两汉经学，从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从儒释道到宋明理学……经历了一次次学术繁荣时期，孕育出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学说，各家程度不同，但均含哲学意蕴，都作用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从不同方面滋润了中华民族的审美优势、审美风范和美学精神。从区别于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中华“天人合一”哲学滋生的“美是和谐”，从区别于西方宗教把希望寄托于上帝的中华儒道的人生哲理派生的“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审美理想，从区别于西方古典美学的写实主义的中华艺术“贵在似与不似之间”，到“讲求托物言志、寓情于理，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这诸多方面，都雄辩地证明中华艺术的美学精神和审美风范与中华哲学的内在联系渊源甚深。这是中华民族审美创造对人类美学的独特贡献，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艺术显现。“为学之道，必本于思。”以研究西方黑格尔哲学起家、晚年又钟情于研究中华哲学的北京大学95岁高龄的著名哲学家张世英先生，立足中国，借鉴西方，珍视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他近年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物欲横流精神滑坡，旗帜鲜明地提出“美指向高远”的重要命题，针对低俗化、媚俗化、庸俗化的世俗欣赏情趣泛滥，针锋相对地强调“美感的神圣性”。这极有见地，应当引起我们重视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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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文明素质。以文化人，以艺养心，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明传统。宁静致远，和谐求美，是中华民族可贵的文明素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的哲学，认为环境塑造人，人也改造环境，认为任何精神生产（文艺创作当然包含在内）在生产自身的同时也在生产自身的欣赏对象。因此，文艺创作坚持唯物辩证法，就必须坚持把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把适应需求与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切勿只讲适应，不讲提高，甚至一味迎合，趋时媚俗。一段时期以来，正是因为有人在哲学上背离了范畴学和逻辑学的基本法则，一方面把本来不在同一逻辑起点上的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放在同一范畴里，作出并不科学的判断。另一方面又把本应在接受美学范畴里解决的观赏性矛盾推到创作美学范畴去解决，逼文艺创作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审美素养下滑的受众和被功利污染了的鉴赏环境去占领市场，迫不得已只能迎合市场、放弃引领，结果愈迎合受众素养愈被败坏，鉴赏环境愈糟糕，而素养愈低下的受众和愈糟糕的环境，又势必反过来刺激一心谋利、缺乏文化自觉的创作者生产思想艺术品位更低劣的产品。于是，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文艺创作与鉴赏的二律背反即恶性循环由此产生。出现这种怪圈，难道不正是哲学思维上的病症？只有根治哲学思维上的这种病症，才能走出这种怪圈，真正营造出深刻而不肤浅、沉稳而不浮躁、幽默而不油滑、高雅而不低俗的社会文化氛围和鉴赏环境，令每位国民身处其中，便不由自主地受到灵魂的洗礼、精神的升华和文明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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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强化继承性与民族性、原创性与时代性、系统性与专业性。所有这些，都理应成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文艺科学的指导方针。习近平总书记还专门引述了毛泽东同志1944年就说过的一段十分精彩的话：“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毋庸讳言，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科学的伟大实践中，确实已经出现了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批评的那种“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危险倾向，数典忘祖、生搬硬套西方文论来裁剪、阐释和误导今日之中国文艺实践，这“绝对是没有前途的！”譬如，百余年的中国电影本来有过上世纪40年代以《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乌鸦与麻雀》《小城之春》等为代表的左翼文艺运动影响下的进步电影历史传统，有过新中国以《女篮五号》《青春之歌》《红旗谱》《李双双》《红色娘子军》《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为代表的共和国的人民电影历史传统，也有过新时期以《人生》《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人到中年》《野山》《黑炮事件》等为代表的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同脉搏、与人民解放思想的潮流同呼吸的现实主义的历史传统。但是，令人忧虑的是，如今赢得高票房的某些影片，却并未继承弘扬中国电影的优秀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而是忽视中国国情，走了一条西方类型片的创作道路。这正是因为在哲学层面的创作思维丢掉了“各美其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是拾西方类型片之牙慧，谈不上真正“美人之美”，更难以谈得上“美美与共”。（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