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央最高决策层明确给出了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指导方针。我们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提升的方针，体现了我国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上的新思维。

　　如果做个简要分析，首先可以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说，人的需求是原生动力，但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却是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使人类社会从依靠分工与合作的采集、狩猎来满足生存需要的原始状态，一路走过以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为标志的文明提升过程，其中关键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创新都是发生在供给侧。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供给侧以美国苹果产品为代表的产出创新，可以在中国引出释放消费需求的购买热潮；出于对国内供给品鱼龙混杂、质量无法保证的预期，中国游客会到日本大量出手购买“马桶盖”。过去需求侧总量视野内称为动力来源的消费、投资、进出口“三驾马车”，其实必然要衍生出结构化动力问题，我们只有将这种结构化的逻辑传导、转移到供给侧，并充分展开，才可以有效形成对整个经济增长动力体系的认知和把握。在真实世界并非以完全竞争自动解决全部结构优化问题的情况下，政府便不得不处理引导结构优化的“政策供给”和激发潜力释放的“制度供给”这样的复杂问题。

　　其次，我们认为，从经济调控实践经验说，政府如何合理实施供给侧管理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美国当局以区别对待、把握重点的措施，先后给花旗、两房、通用注资，成为引导复苏过程的决定性转折点，中国近年也一再努力以“定向宽松”实行货币政策的结构化运用，财政政策更是对优化结构不遗余力。

　　第三，从我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和具体国情看，客观上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结构问题。在“三农”、区域协调、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国防、重点建设等方面补短板、优结构，特别是以制度供给、深化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化解矛盾累积与隐患叠加、引领新常态，形成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后劲。

　　所以，我们认为，中央正是在深刻总结中外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在中国完成经济社会现代化转轨升级的问题导向下，形成了关于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明确要求。供给侧改革不是贴标签式地选择新概念，而是实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供给侧改革不是否定需求侧和简单搬用美国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的有益经验、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供给侧改革不是所谓搞新计划经济，而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实现中国“守正出奇”的现代治理和从追赶到赶超的超常规发展。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我们认为是问题导向下，以改革攻坚克难为关键来解放生产力的长期行为。党的十八大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最终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新常态“新”已明朗、“常”未实现，面对矛盾凸显的挑战和中等收入陷阱前车之鉴的潜在威胁，必须打造新的动力体系。

　　从供给侧相关因素看，主要涉及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和制度这五项。各国经验都表明，前三项在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的过程中，比较容易表现出它的支撑力和对发展的贡献，但其后却要转向衰减。中国就是这样：低廉劳动力比较优势支持我们一路走来成为“世界工厂”；土地和自然资源开发中“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形成物质利益驱动的生机勃勃的超常规发展；引进外资带来技术和管理经验，引出本土原始积累过程并发展到民间资本十分雄厚的今天。

　　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这几年，新的问题却是民工荒、用工贵、招工难，征地、拆迁、补偿成本急剧抬高且频频引发矛盾冲突；常规投资普遍出现“边际收益递减”。为引领新常态，我们必须更多依靠后两大要素的潜力释放———科技第一生产力和制度改革带来最大红利，这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冲下行因素、打造发展“升级版”的最主要的正能量来源。

　　问题导向下，亟须在改革中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包括调整人口政策优化劳动力供给，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深化金融改革使间接、直接融资产品多样化而服务实体经济升级换代，设计实施教育、科技改革，破解“钱学森之问”，依科学研究的规律释放科研创新的潜力，配套地实质性推进改革减轻企业综合成本，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主要依靠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产能等等。

　　虽然新阶段供给侧发力的攻坚克难任务艰巨，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迎难而上、敢涉险滩、啃硬骨头。做好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国人不仅可以有技术层面的后发优势，不仅可以消解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上的某些后发劣势，还有望形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支持下供给侧伟大实践的先发优势，去如愿对接全面小康和中国梦。（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