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虽然没有产生“财产即人格”之类的法言法语，但在财产和人格尊严的关系上说得更形象更生动：“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今天的“产业”，在古代相对分离。“产”指有形财产，也就是房子、土地、金玉珠宝之类的动产、不动产：“业”一般指职业，属于无形资产。家族性的传承叫“世业”，比如司马迁家族世代为史官；世业之外另开门径叫“创业”，比如武官子弟专攻文进士。

　　父祖辈为什么要为子孙治产择业？根据历代家法，治产择业的动因不仅充满了人伦的温馨，还具有极为科学的价值内蕴。

　　第一，生生之资。家庭是人口生产和再生产的最小单位，而衣食是生存所必需，是一个人学术精进，一个家族和睦团结，一个民族道德进化的物质前提。如果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自身难保，何以养育子孙。

　　清代张履复教育子孙说：人家既不可太穷，也不能太富。穷了，无法自立传家；富了，又容易陷于骄奢淫逸。张履复提出了一户人家的最低财富标准：上可孝顺老人，生养死葬；下能长养儿女，助其成才。

　　第二，立身之道。温饱既足，就得追求知识，追求道德，伴随知识增长和道德进化而来的就是社会地位的提升和家族竞争力、影响力的提高。所以古人在资身、养家之后都要求子孙以读书修身立业。

　　读书的外在功能是搏金取紫，扬名显亲；内在功能则在于净化灵魂，培育品德，养成性格，这内外两种功能都是立身的核心目标。

　　宋代倪思说：天下父祖辈，都应当为子孙谋划未来。多行善事，为子孙种德，位居第一；家传清白，这是第二；必须供养子弟读书明义，这是第三。第四点就是“受以资身之术”：有才能的修习科举，考取功名；稍次一点的，就经商谋生。

　　当然，如果父母无力就只能发奋自立，一边谋生，一边创业。姜子牙宰牛卖酒，朱买臣砍柴深山，公孙弘牧猪海上，都是后代特励志的经典桥段。

　　第三，节义之源。节义存乎体面，体面则取决于经济刚需。

　　中国虽然没有产生“财产即人格”之类的法言法语，但在财产和人格尊严的关系上说得更形象更生动：“人穷志短，马瘦毛长。”——马匹饮食不足，瘦骨嶙峋，毛发自然蓬乱飘然；人一旦为衣食所困，也就没有了远大的志向和高尚的节操。

　　南宋著名学者陆九韶不仅懂经义，还懂经济。他在《陆氏家制》中单列了《居家制用》篇章，教育子孙：一旦家庭财产入不敷出，就一定要“清心俭素，经营足食之路”——量入为出，清心节俭，对于所有人情之事应当杜绝财产往来。否则必然返贫，只能厚着脸皮求亲访友，寻求救济。亲朋故旧借了怕你还不起；不借又背上恶名。几个来回，天怒人怨。亲戚不高兴，自己很委屈；一旦遭到拒绝或饱受冷眼，还得忍受耻辱。

　　陆九韶的观点是：自己有才是真的有。存节免辱，不招怨，不讨嫌。这种经世济用之学，水平之高，见解之透，很难有人望其项背。以至于后来的张英、曾国藩都在家书中大加赞扬、广为推介。

　　需要说明的是，陆九韶所谓断绝财产往来，不是断绝人情往来。他特别交待：婚丧嫁娶、饮食聚会，不能负贫，自卑自傲，不出钱，不参与，而应当态度恭谨，早到晚归，多做事，别人自然会体谅你，尊重你，也不在乎你是否出钱，出了多少钱。这样一来，尽心尽力但不尽财，不攀比，不虚华，比什么都好。

　　倪思也对处贫提供了一个妙招：衣服一般是年规划，但饮食却是按天规划。吃喝在家里，粗茶淡饭没人知道，不存在脸面问题；但穿衣却显露于外，衣衫破烂必遭人耻笑。善于处贫的人，节食保证衣服整洁；不善于处贫的，往往为了口腹之欲，典当衣物换食物。

　　最后，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不善教导的贫穷人家子弟要么处身贫贱，苟且偷生，最终趋于下流奸邪；好一点的，奋发努力，稍有作为后就醉心钱财，不成贪官，就当污吏。所以司马光每次任命官员之前，都要很详细地问清楚他的家庭产业和职业背景。他认为一个人要是衣食无忧，相对来说就“居职易廉”——因为不缺钱，所以没有贪心，还追求节气，做官就比较清廉。陈龙正《家矩》把家产世业称之为“养廉之资”，和今天发达国家的高薪养廉相符。（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