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需要一些慢而无用的智慧。很多人在造纸时为了节约时间加入了化学品，包括暴晒、漂白等，都使得纸张的寿命变得越来越短。而且，造纸的纤维在纸中必须相互缠结在一起。因为随着时间的迁移，纸张中纤维终究会因降解而变短，而天然的长纤维由于互相缠结，能使纸张的机械性能保持更长的时间。可是，在现代造纸技术中，马达的强烈搅拌使得纤维变短，纸张在新的时候固然光滑平整，但却耐不住时光的考验，用杨玉良的话来说，它们“缺少机械力学性能”。

　　杨玉良介绍，当前，中国学界必须对古籍修复用纸的预期寿命，以及各种理化和耐微生物性能开展深入细致的基础科学研究，从而才能提高我国珍贵文献用纸和修复用纸的质量。“把基础研究都弄清了，我们才能发展新技术。”

　　传统文化一定要走向世界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杨玉良谈及古籍保护时不无感慨。最让他感到遗憾的是，现在做这件事情的年轻人太少。“古籍保护和修复是很小众的事情，虽然重要，但对年轻人来说，要在这个领域工作并解决职称晋升，真的很难，确实会耽误他们的学术前途。”杨玉良说，每年报考复旦高分子专业的研究生不少，但是去年挂在古籍修复与保护研究院的两个研究生招生名额，却没有人报。“古籍保护和修复，我们是和时间在赛跑。”

　　杨玉良目前的团队里，成员们几乎都是已有一定年资的教授，因为对这些50岁左右、且具有一定学术地位的教授们来说，职称晋升或者是申请基金，这种来自外界的“诱惑”，也许已经不太能左右他们的选择，因此他们更愿意投入到古籍保护和修复工作中来。

　　“从内心深处讲，我非常讨厌现在大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杨玉良在担任校长时就多次批评当下的学术评价体系，他在校长任上，复旦启动了学术代表作制度，以此取代文科教师数论文评职称的制度。“不管是人文社科学科的发展，还是理工科的发展，评价指标一定要变。文章是结果，绝对不是目标，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包括工科也是如此，否则我们的工科只能培养码农，这不是大学应该做的。”

　　杨玉良回忆，自己在复旦校长任上的5年，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理顺了医学院的管理体制，解决了医学院管理上的“巴尔干化”。其次，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复旦调整了校内的收入系统——过去，同样的处长、同样的年资，不同部处的处级干部的收入要差好几倍。经调整后，机关干部的收入拉平了，年轻教师的收入提高了。“我希望年轻人在最需要钱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收入，可以维持基本体面的生活。”

　　杨玉良的另一个心愿是，让文科走向国际，“中国的文化一定要走向世界，这是中华文明软实力的体现。”他的最大遗憾是，在他的任上，没能完成在海外设立“中国古典研究中心”的设想。

　　现在的杨玉良还在科普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科学家没有人文情怀，则会变成粗野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学生要有正确的思维方法、科学精神，可以逻辑严密地讨论问题，养成习惯，这样才可能有合适的讲理方式。”本报记者　姜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