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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任大学校长后,一头钻进“故纸堆”
//m.auribault.com 2016-11-18 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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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为人熟知的皇宫用纸就是浙江的开化纸,也是明朝 《永乐大典》 的用纸。古书中形容开化纸“温润如玉”,但可惜的是,开化纸的工艺已失传,现在连可供科学分析的样品都难以找到。

  杨玉良后来从江西得到了一团出土的宋代“普通纸”。带回复旦大学的实验室,这张千年的纸泡到水中后,几乎恢复了原样。而杨玉良启用自己材料科学的专业知识分析纸张的纤维后发现,它是楮树皮制成的。

  已经失传的中国传统造纸术,能否在当代学者手上复活

  中华古籍不仅是民族财富,也是文化遗产非常重要的部分。

  “中华民族是用典籍来记录历史的民族。记得中国书籍史专家钱存训先生统计过,我国15世纪以前创造的书籍数,超过世界上所有国家创造书籍的总和。但是,直到2007年,国家才开始做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杨玉良在参加各种学术交流中发现,我国唐朝的古文献保存到现在,很多仍然完好。但是民国时期保存在南京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的一些文献,却已碎成小片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曾有一批学者修复过一些文献,但是因为用于修复的纸张等材料不好,情况反而更糟糕。”在杨玉良看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没有科学的加入”。

  回看历史,早在1898年,梵蒂冈图书馆馆长就首次提出,要使古籍修复操作更科学和更可控,一定要有科学加入。1938年,意大利学者提出了书籍病理学概念,并且建立了第一个跨学科机构———意大利纸张病理研究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各国依托教育培训单位建立起多学科协作研究机构,如法国国家文化遗产学院、埃及开罗大学古物保护中心、德国汉堡大学写本文化研究中心等。

  “毫无疑问,我国在这方面的科学介入程度比较低,是比较落后的。”杨玉良任复旦校长时,就开始支持与推动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的筹建。卸任校长时,恰逢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正式成立,学院缺人、缺资源,而他就成了担任院长的最好人选。有人记得,杨玉良上任后,就为研究院募集到了第一笔500万元的启动资金。

  2007年国家推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后,恢复我国古代的造纸技术,再造善本,并且通过传统造纸技术修复古籍,就成了一项重要的工程。所谓“恢复”,就是要造出外观和手感与传统纸相似的纸,更重要的是,其预期寿命要和传统纸一样,甚至更长。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整合各个学科,为古籍保护开展基础研究。”杨玉良说。

  以纤维素如何降解为例,要通过科学研究,发现哪些工艺手段会让它缩短寿命;再比如,安徽绩溪的传统宣纸是用青檀树皮和沙稻草制造的,但是那些源自古代的沙稻,其种植地区在现代已经极度萎缩,那么是否可以找到更为合适的替代品,等等。

  目前,古籍修复用纸技术在发达国家已有一定的基础,现代西方国家所藏的中国古籍,修复时用的都是日本的修复纸,连梵蒂冈图书馆用的也是日本用传统工艺生产的修复用纸。这种纸,1平方米的重量不到2克,薄如蝉翼,但寿命极长。“韩国以传统工艺生成的修复用纸,现在的预期寿命可达4500年左右。而现代质量最好的机器纸,即印钞纸,寿命也只有300~400年左右。”用杨玉良的话来说,“这连人家纸张测定寿命的误差年限都不到”。也就是说,要测试最好的现代机器纸张的寿命,它只是落在传统纸的误差范围内,“因为一般的测试误差就在千年左右。”

  这些看似很细枝末节的技术中,藏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历史上,日本和韩国的造纸技术均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中国以传统技术造的纸可以具有很长的寿命。可惜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机器纸出现并传入中国后,中国传统造纸作坊萎缩了。而中国的文献资料并没有造纸技术方面的详细记录。“造纸牵涉到很多细节,现代人用传统方法造纸,大多只重视其外观和一般书写性能,但对纸张的预期寿命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杨玉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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