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所需要警惕的是，只把做官当作了读书的目的，或者把读书当作了做官的敲门砖，这样就把读书看低了也看窄了。读书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对一个人精神情怀的陶冶与涵养，在于帮助一个人获得高尚的品格、卓越的识见，以及因为对自然社会的洞悉了解而养成的既有所敬畏又无所挂碍的智慧与勇气

　　书读得好不好，理解得对不对，都需要“实践”这位老师来查收与验证。只有投身实践，加以运用，读书人才能发现自己的谬误与不足，也才可以及时勘正下一步读书的重点与方向。如果把读书与实践加以割裂，那么既是对学习资源的一种浪费，又容易让读书人陷入纸上谈兵、眼高手低的泥淖

　　第二十一届“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近期社会上举办了各种各样的读书推广活动，让人感叹读书在这个时代真是“生逢其时”。不唯民间如此，政府层面更是重视读书的推广，“全民阅读”在今年就又一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但是如果辩证来看，一件事情之所以需要被大力倡导，恰恰证明了它以自身的力量尚不足以普及。因为尽管我们是一个有着悠久读书传统的民族，但各种对于读书的“反制力量”有时也比较强大，比如至今我们仍然可以听到一些成功人士在高谈阔论“读书无用”，看到一些名利之徒视读书为晋身之阶，或者遇到一些“读死书、死读书”的人，因为面对现实人生屡屡受挫，最后便将失败归咎于读书——“读书”的命运常常就是这样：因为过于日常反而被人忽视，也因为过于重要反而被人质疑。

　　其实对于“读书”这件事，历史上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而观点却并不一致。且不论那句议论英雄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单在基本以读书为业的知识分子内部，说到读书时态度也有天壤之别。欧阳修说“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苏东坡一面发誓“立志读尽人间书”，一面又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大诗人李贺在瘦驴上挂一诗袋，走到哪里都不忘读书作诗，最后却感慨“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清朝的黄景仁就更绝望了，以至于有“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喟叹。如果探究起来，在这种评价的巨大落差背后，除了个人的因缘机遇、性格胸襟不同之外，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在于对读书的认识不同。怎么看待读书，想从读书中获取什么，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读书的评价。如果仅以功业来衡量，那么古人早已发现，读书远非谋取功业的唯一途径，极而言之就是“若个书生万户侯”。但如果像欧阳修一样看到读书更深广的意义，则情况就不一样。欧阳修视读书为立身之本，这个“立身”不仅是功业的建立，还包括见识的拓展、品质的铸造、精神的挺立、人格的健全。从这里出发，欧阳修看到了读书之于人生的重大价值，他对于读书的评价因此没有显得逼仄与偏狭。

　　实际上，“学而优则仕”在中国也算是一个深入人心的传统，封建社会不少人都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现在看来，别的暂且不论，这样做至少是推动了读书风气的扩展，保证了读书种子的代代不绝。读书致仕者中本多贤臣干吏，一些名落孙山者往往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地成为文学、艺术领域的巨擘大匠。进而言之，读书与入仕在本质上亦不矛盾，因为入仕可以称之为“读世”，它是实践之一种，而且是颇为重要与彻底的一种，入仕往往很能体察人心世态，也更易施展平生所学。因此，历史上那些优秀的读书人一般都同时担负着或大或小的官职，他们白天读世，晚上读书，两相参照，兴会无前。他们的施政因有学识的濡养而更加开明，他们的文章也因有现实生活的淬炼而更显老成。

　　所以说，读书致仕本身并无什么不妥，一些说起做官就面露鄙夷的读书人，往往只是过度的敏感与刻意的抗拒，其中少数人或许是想以此为途径谋取更大的诉求——古之“终南隐者”别世而居，故作姿态，心思其实就在朝堂之上。读书人所需要警惕的是，只把做官当作了读书的目的，或者把读书当作了做官的敲门砖，这样就把读书看低了也看窄了。读书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对一个人精神情怀的陶冶与涵养，在于帮助一个人获得高尚的品格、卓越的识见，以及因为对自然社会的洞悉了解而养成的既有所敬畏又无所挂碍的智慧与勇气。《宋史》中有句话说得尖锐：“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读书人为什么读书？正是为了养成“器识”，也即格局与识见。以这种读书所得证之于实践，才会如身怀利器，游刃而有余。如果成天寻章摘句、咬文嚼字，满足于做一个自命不凡的“文人”，那就没有什么可观之处了。《宋史》中的这句“逆耳忠言”不啻一道警钟，让我们这些后来的读书人有所警醒也有所反思。

　　读书之所得最终要证之于实践，这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大凡有作为者，都注重读书与运用的结合，而不是读死书、死读书。一个人如果不注重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工作中、落实在行动上，即使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不能说达到了学习的最终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书读得好不好，理解得对不对，都需要“实践”这位老师来查收与验证。只有投身实践，加以运用，读书人才能发现自己的谬误与不足，也才可以及时勘正下一步读书的重点与方向。如果把读书与实践加以割裂，那么既是对学习资源的一种浪费，又容易让读书人陷入纸上谈兵、眼高手低的泥淖。历史上有一些人是很爱读书的，但可惜他们的读书与实践又是完全剥离的。南北朝时，江陵陷落，仓皇失措的梁元帝把十四万卷图书付之一炬。有人问他为何烧书，元帝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对这件事进行了精到点评。王夫之说，国家危难存亡之际，元帝不思勤政进取，却早晚读书，学又不能用，只在文字典故里沉溺徘徊，这种嗜好与沉迷于赌博、喝酒、美色，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王夫之由此感慨：人们都说元帝是咎由自取，与读书没有关系，但其实也是有关系的，这关系就在于元帝不明白为了什么而读书，或者说单纯为了读书而读书，所以把一件本来很好的事情（读书）生生变成了病态嗜好啊。

　　王夫之的话是说给那些真正爱读书的人听的，他希望读书人能融会贯通，学用相济，而不要做困守书斋的迂夫子。其实这些话说起来也都只是一些常识，但生活中被忽略、被践踏得最多的往往也是常识，所以常识就需要不断被重新提及。生活中我们环顾周围，是不是常常可以见到这样一些读书人：似乎比谁都酷爱读书，也似乎比谁都读了更多的书，但偏偏读书好像没有带给他们多少精神的补益，也没有让他们在面对现实时变得裕如。他们把自己读成了一个书呆子，龟缩在一个狭隘的精神角落里伸张不出。张嘴说话有点满口胡柴，面对现实常常孱弱无力，就连写起文章来，也大段大段尽是前人言论的征引与拼接，往往见不到自己的闪着灵光的东西。可悲的不是他们已经变成了书的奴隶，而是他们身陷奴役而不自知，并且躺在一堆蒙满尘垢、言不及义的文凭、论文、著作上面沾沾自喜。这样的读书人让我们想到：现在大力倡导“全民阅读”，努力建设“书香社会”，无疑是在为国家、为民族“计长远”，包含了很多的远见卓识与良苦用心，但在我们为读书鼓与呼的时候，亦不可忘了对读书本身的辩证思考——我们提倡学习的心态，涵养读书的风气，与此同时还需要真正了解“为何读书”乃至“如何读书”。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当读书真正让我们境界更高、眼光更远、内心更强大、人生更精彩，读书才能“可持续发展”，才能内化成一种无须倡导而自觉自愿的人生习惯。

　　诚然，以个人角度来说，为何读书以及如何读书是一件完全自由的事情，从心所欲无所不可，但若从社会或者文明发展的视角来看，为何读书以及如何读书就显得至关重要。事实上，人类对于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一直以来就存有发乎本能的热情与难以阻遏的热望，而在这个漫漫征途中，是读书玉成了我们，这也更加让我们明白读书何为。有时候我们甚至觉得读书的意义在那个“天雨粟，夜鬼哭”的仓颉造字之夜就已经被写定：那以后文字初创，文明流传，人们在读书中继承与发展，认识与改造世界的速度因此飞速提升，那种“夺天地之造化、参阴阳之奥秘”的创造举动甚至惊动了鬼神——

　　话虽然说得浪漫了一点，但却真实道出了读书之于人类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