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科院在京发布《中西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处境与对策》一书，其中一项“中西部农民向城镇转移意愿分布”调查显示，约一半农民工不想进城，另外66.1%的农民工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就想回乡。消息发布之后，在网上引起热议。

　　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到2020年，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这显然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调查显示，近半农民工不想进城，超六成愿到年龄就回乡，折射出农民工进城焦虑，更折射出农民工的多重诉求，如情感归属、社会认同、国民待遇等等。更何况，城镇化本质是农民工市民化，而农民工市民化的根本体现，就是在城市能够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

　　此前，社科院测算，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进入城镇的个人每年平均需要支付1.8万元生活成本，还需要一次性支付10万元左右的购房成本。可见，为了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就应该让他们享受均等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减轻生活成本。但现实情况却是，农民工还是城市“过客”，未能真正被城市接纳和尊重。他们非但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甚至在城市还没有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特别是，农民工所代表的城乡隔离、社会保障不公和歧视性待遇等一系列问题，在一些城市还依然存在。

　　因此，农民工进城成本，需要公共服务兜底。既然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农民工的贡献，既然城镇化本质是农民工市民化，那么就必须更加重视改善农民工的生存条件，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使农民工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有关政府部门和企业要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为农民工创造一个安心工作和生活的外部环境，并用行政和市场的手段，及时淘汰一批靠低工资维持经营和“道德认证”不过关的企业。在提高农民工薪酬待遇、改善工作环境的同时，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打击恶意欠薪、工作环境恶劣、剥夺休假权和休息权等损害农民工权益的行为。

　　特别是，应实行城市公共服务全覆盖，并建立农民工权益保障长效机制，在培训、就业、社保、维权等方面作出具体安排，为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环境，从制度上给他们以心理认同和归宿。总之，努力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主要做到“十有”，即进城有工作、劳动有合同、上岗有培训、劳动有报酬、参保有办法、住宿有改善、维权有渠道、生活有文化、子女有教育、发展有目标。如此，才能让农民工进得城，留得住，生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