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行（1651年—1725年），字孝先，号恕斋，晚年更号敬庵。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后经考选，授内阁中书，又改任中书科中书，从此步入仕途。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六月，仪封地方连降大雨，河水猛涨，城北旧堤立现溃决。危急时刻，“丁忧”在家的张伯行挺身而出，自发地组织民众装沙土袋堵塞决口。张伯行组织抗洪抢险的事迹传到正在黄河视察水患的中央大员、河道总督张鹏翮的耳朵里，张鹏翮的眼睛一亮，随即向皇帝疏荐张伯行，言其“堪理河务”。于是，皇帝命张伯行以原来的官衔到河工任职，督修黄河南岸堤二百余里，以及马家港、东坝、高家堰各工程。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张伯行被授为山东济宁道。适逢灾荒之年，便从家乡运来钱和粮食，并缝制棉衣，用来解救百姓的饥寒。皇上命令救济灾民，张伯行便拿出仓谷二万二千六百石有余赈济所属汉上、阳谷二县。山东布政使责备他独断专行，准备上疏弹劾，张伯行说：“皇上有旨救灾，不能说是独断专行。皇上如此重视民间疾苦，应该以仓谷为重呢，还是以人命为重？”由于张伯行据理力争，布政使只好停止弹劾。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二月，皇帝南巡，途经山东临清，召见张伯行，十分赞赏他的治河才干，亲书“布泽安流”榜，作为对他治河成绩的奖励。张伯行以治河而知遇于皇帝，受到器重。次年五月，经皇帝批准，提升张伯行为江苏按察使。从此，张伯行进入清朝政府高官的行列。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正月，皇帝再次南巡，三月二十五日，在松江召见张伯行，对大臣们说：“朕至江南，访问张伯行居官甚清，此名最不易得。张伯行由进士历任按察使，不可以书生待之。”又对吏部说：“福建巡抚员缺，甚为紧要。张伯行为人笃实，即在行间，亦非退缩者，擢升为福建巡抚。”皇帝征求大学士和督抚们的意见，这些人都会看皇上脸色，拍马屁功夫十分了得，都“推奖无异词”。皇帝非常高兴，说：“汝等何莫保举，朕保之。将来居官好，天下以朕为明君，若贪赃枉法，天下笑朕不识人。”当即提拔张伯行为福建巡抚，赐予“廉惠宣猷”的匾额。张伯行上疏请求免去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因灾荒而欠交的赋税。因为福建的米价很贵，张伯行请求动用国库的白银五万两购买湖广、江西、广东的米平价出售。他还建鳌峰书院，置学舍，拿出自己的藏书，搜罗前代文人的文集刊印成《正谊堂丛书》，用来教学生。福建百姓祭祀瘟神，张伯行命令毁掉这些瘟神的塑像，改祠堂为义学，祭祀朱熹。民间多尼姑，有人卖贫苦人家的女子，以致削发为尼者成百上千，张伯行命令这些人家赎回自己的女子，为她们选择配偶。有家境贫穷无法赎回的，由官府出钱赎出。由于张伯行“治尚严明”，使得“贪吏奸胥，则尽置之法，政教大行”。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张伯行从福建调任江苏巡抚时，全程路费仅花一两银子。他临走时福建的百姓痛哭相送，如丧考妣。张伯行赴任后，即发布檄文《禁止馈送檄》，严禁下属馈送钱物，整顿当时日益盛行的贪腐之风。檄文中写道：“一黍一铢，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虽曰交际之常，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本都院既冰蘖盟心，各司道亦激扬同志，务期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

　　江南一带官场上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的现象非常严重，浮华奢靡之风盛行，所谓“各行省积弊最深者莫如江南”。张伯行走马上任后不负圣望，他见巡抚衙门连帷幕也是富丽堂皇陈设豪华，让人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换成布做的。《禁止馈送檄》就是他在这时拟就的。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当地风气为之一变。

　　六合县县令将一幅山水画送到张伯行府上，请他指教。张伯行回家后见到画幅，竟从画轴里抖出一根金条来。他找来这位王县令说：“你的画不错，我收下了。礼尚往来，我也送你一幅字。”王县令很高兴，惊喜地接过字幅回去了。回到家后，从里面倒出根金条，物归原主。再看张伯行写的字：“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张伯行“一字诗”自此不胫而走。

　　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张伯行升为礼部尚书，两年后，一代清官张伯行病逝，享年七十五岁。皇帝赐谥号“清恪”，意为官清廉，恪尽职守，精确地概括了张伯行持躬清介的一生。他死后江苏、福建、山东的百姓们不忘他的恩德，都建祠堂祭祀他，称他为“天下第一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