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知傅竖眼时，我以为“竖眼”是绰号。查阅《魏书》、《北史》，却没发现有这方面的意思。尽管如此，我仍对傅竖眼耿耿于怀，甚至自费专程跑到他的故里山东淄博去看《傅竖眼墓志铭》。

　　傅竖眼是北魏名臣，东征西战，屡立军功，被擢升为益州刺史。据《魏书·傅竖眼传》记载：“竖眼性既清素，不营产业，衣食之外，俸禄粟帛皆以飨赐夷首；赈恤士卒，抚蜀人以恩信为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窃。有掠蜀民入境者，皆移送还本土。检勒部下，守宰肃然。远近杂夷相率款谒，仰其德化，思为魏民矣！”北魏宣武帝对傅竖眼赞赏有加。

　　到了孝明帝执政初年，傅竖眼因病辞职。临回乡前，益州百姓对傅竖眼十分留恋，纷纷前来送行，甚至远送数百里。

　　由于北魏鲜卑族统治者施行种族歧视政策，视益州僚人（仡佬族）为蛮夷，肆意劫掠、贩卖僚人为奴，尤其是傅竖眼辞职后，朝廷任用酷吏元法僧为益州刺史，更是变本加厉地迫害奴役僚人，终于激起民愤。僚人纷纷投奔南朝的梁国，甚至配合梁军围攻北魏郡县。北魏朝廷闻之震惊，只得再次派傅竖眼前去招抚。“僚闻竖眼至，莫不欣然，拜迎道路，于是而定。”

　　这时，北魏的新皇帝岁数太小，其母胡灵太后掌权。胡灵太后闻知傅竖眼战功后立即下旨嘉奖慰问，并御赐骏马一匹、宝剑一口。后因年迈体弱，傅竖眼上书请辞，朝廷不许，又任命他为安西将军、岐州刺史。北魏打下梁州后，又派傅竖眼为梁州刺史。梁州百姓闻知傅竖眼为州长官，奔走相告。遗憾的是，傅竖眼到任后旧病复发，不能问事。不久，朝廷又命傅竖眼为镇南将军，都督梁州、益州、巴蜀三州军事。

　　就在这时，梁国萧衍派遣他的北梁州长史锡休儒、司马鱼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率军侵犯直城。傅竖眼此时年事已高，病魔缠身。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傅敬绍自小随父东征西战，熟悉兵法，而且胆力超人。于是傅竖眼派傅敬绍率军迎敌，只一仗，就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但是傅竖眼不善于治家，疏于对子孙后代的教育，三个儿子自幼没有受到父亲个人修养的熏陶。傅敬绍凶残暴戾，聚货耽色，倚仗父亲功高德重而骄傲自满，横行霸道，百姓敢怒不敢言。况且自己又刚打了胜仗，更加年轻气盛，残暴不仁，为害百姓。这令傅竖眼十分气愤和失望，但已是有心无力，只恨自己疏于管教。

　　后来，傅敬绍见天下时势多变，群雄起于四方，就想在父亲管辖的地盘上反叛朝廷，自立为王。他暗中串通握有兵权的大舅子唐昆仑，令其在外煽惑人心，聚众包围梁州城，他自己留在城内作为内应。这一阴谋因他手下的人告发而泄露。城内的官兵逮捕了傅敬绍，押送到傅竖眼的面前。傅竖眼又恨又痛，但又不能违反法度，只好大义灭亲，下令将傅敬绍斩首。不久，傅竖眼羞愧而死。

　　孝庄帝因感念傅竖眼治理益州的功德，又让其次子傅敬和担任了益州刺史。但傅敬和与他的哥哥一样，也是贪杯好色、鱼肉百姓之辈，更令益州百姓大失所望。梁国乘机派樊文炽率军攻占了益州，傅敬和当了俘虏。

　　后来，北齐取代了北魏，势力强大。梁国为表南北和平友好之意，就把傅敬和送还给北齐。北齐又任命傅敬和为徐州刺史，但他仍沉溺于酒色，终于酿成民变。有一次，农民起义军趁傅敬和大醉不醒，杀进徐州。傅敬和醒来，发现大势已去，慌忙化装成老百姓逃回故里，直至病死家中。傅竖眼第三子傅敬仲更没有什么出息，史家几乎懒得记载这位无名之辈。《傅竖眼传》自此结笔。

　　傅竖眼的故事令人感慨。作为一代名臣，他才能卓越，具备了各种高尚的品格和人格魅力。但对他来说，自己是不完美的。虽然做出了不朽的政绩，但家教却是失败的，没有培养出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之才。即使朝廷再怎么追封记功，对他来说也只有羞愧了。

　　二

　　有鉴于此，历史上有许多名臣对其子女从小就严格要求，以免重蹈覆辙，尤其是颜之推堪称官员教育子女的典范。颜之推三经亡国，历仕四朝，均为高官。当时官宦子弟大都醉生梦死，不学无术，全凭父荫而得官职，无需个人奋斗。置身如此社会，颜之推提倡“积财千万，无过读书”，鞭策子女潜心读书，居家尽孝，为国尽忠，“行道以利世”。他常告诫子女：父兄不可永远依靠，家产也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一旦遇到不测之祸，就会失去庇护，因此人要自力更生。颜之推还意识到环境对子女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少年时期很容易受到环境的感染。因此，颜之推非常关注子女的交际圈，以防误入歧途。

　　颜之推晚年作《颜氏家训》。《颜氏家训》问世以后一直被作为家教范本，广为流布，家喻户晓，经久不衰。究其缘由，主要是书中内容基本适应了士大夫们教育子孙立身、处世的需要，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法和主张，以及培养人才力主“治国有方、营家有道”之实用型新观念等，继承和发展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教育思想。

　　走笔至此，笔者想起清朝张伯行、张师载父子。张伯行居官清正廉明，每到一地做官，都勤于供职，造福于民。康熙四十八年，张伯行奉旨从福建调任江苏巡抚，福建百姓痛哭相送。为此，康熙皇帝曾赐予他“布泽安流”、“廉惠宣猷”的匾额。张伯行秉性耿直，对腐败风气深恶痛绝。他说：“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他又疾恶如仇，从不与贪官污吏为伍，而且敢于抵制总督噶礼的横征暴敛，在任内尽力革除地方弊病，整顿吏治。他有一句名言：“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正因为如此，他受到总督噶礼一伙人的嫉恨。在举荐清官时，噶礼等人没有推举他。康熙皇帝南巡到达江苏，谕令总督和巡抚举荐贤能的官员。在举荐的名单中，康熙皇帝没有看到早已闻名朝野的清官张伯行，于是对噶礼怒道：“朕听说张伯行居官清廉，是个难得的国家栋梁之才，你们却不举荐！”说完又转向张伯行说：“朕很了解你，他们不举荐你，朕举荐你。将来你要居官而善，做出些政绩来，天下人就会知道朕善识英才；如果你贪赃枉法，天下人便会笑朕不识善恶。”

　　张伯行不但勤于治国，而且严于治家，其子张师载深受其影响。雍正初年，张师载任扬州知府，时刻以父亲为榜样。当时正遇特大荒年，高邮县吏隐瞒不报，使得高邮湖西的灾民得不到赈济。张师载微服走访，见饥民满道，不等到县吏报灾就拨来了赈灾的钱粮。江都的芒稻闸，是淮河、黄河、高邮湖、宝应湖的入江要津，夏季水位很高。守闸官吏受利益的驱使，只顾漕运，不肯开闸泄洪。张师载详细查问了情况，了解到盐粮船经过，水深只需六七尺，而眼下水深却已达十余尺，于是亲自前往芒稻闸，督促闸役开闸。从此以后，芒稻闸的开启关闭权，直属扬州府，后来成了定例。

　　张师载从小读父亲的文章，注重研究理学，特别重视家庭教育。张师载认为，家庭教育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基础。他将汉唐以来著名的“型家正俗之篇”编辑成册，书名《课子随笔》。这部书分上下两卷，续编一卷，共收有八十四篇家训、家规、信札。张师载在《课子随笔·序》中强调：“风俗之厚薄，不惟其巨，其端恒起于一身一家。”该书于乾隆年间出版后又多次刊印，在民间广为流传，影响甚大。

　　历史上在治家方面最成功的官员恐怕当属晚清名臣曾国藩了。曾国藩长期出任封疆大吏，冗务缠身，但他经常忙里偷闲写信教育家人。在家书中，曾国藩始终要求子女以“勤、俭、谦”三字为主，禁绝奢侈慵懒，不许他们攒钱买地，不许他们做官谋财，不许他们训斥仆人，不许他们欺负邻里，只求他们成为读书明理、德才兼备的君子。曾国藩认为，严肃的家训和淳朴的家风有益于后代健康成长。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随行的妻女竟然白天下厨做饭，晚上纺纱织布。即使后来官居一品，位至相爵，曾国藩仍然以身作则，通常用餐只有一个荤菜，身上那件青缎马褂一穿就是三十个春秋。

　　受曾国藩影响，曾氏家族中几乎没有出过大官，但是涌现出不少文人。据研究者统计，曾国藩身后共出二百四十多个颇具名望的人才，没有出过一个纨绔子弟。曾国藩谢世后，其家书被编辑为《曾国藩家书》，作为官员教子的典范流传至今。毛泽东青年时代就曾认真读过《曾国藩家书》，乃至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

　　三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古往今来，官风与家风，治国与治家，总是紧密相联的。从政者不仅要会治国，还得会治家。一名官员的个人修养不错，但治家却很糟，则历史对他的评价会大打折扣。我们需要坚守信仰的道德君子，但更需要能将自己的信仰传递下去的治家能臣。须知，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将治家的理念传承下去，才是对社会、对国家最大的担当，而这往往比坚守自己的独立人格更为艰难，对社会的影响也更为深刻。

　　傅竖眼相较于颜之推、张伯行、曾国藩等人，有着同样高尚之处，他们都是注重个人品行的道德君子，不愧士大夫的称谓；他与后者也有云泥之别，在治家上堪称失败者。这一点值得今人深思。当今身居要职的官员不仅要廉洁奉公，还要严于治家教子，不妨拉上家人读读《颜氏家训》、《课子随笔》和《曾国藩家书》，防患于未然！（周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