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起全面停用死囚器官

　　与黄洁夫接触过的媒体记者说，只要谈器官移植，这名正部级官员几乎从不说不。

　　本月23日，他在菲律宾马尼拉领取顾氏和平奖。获奖证书中，赞扬了他为中国器官移植法案的颁布和实施起到的重要作用。而10年前，同样在马尼拉，在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器官移植国家卫生行政高层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代表中国政府首次承认，中国移植尸体器官来自死囚，并表明了中国政府推进移植改革的决心。

　　釜底抽薪之举，致坚冰深处传来碎裂的声响。

　　2007 年 3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其中规定：“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捐献人体器官的公民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010 年 3 月，中国红十字会和卫生部联合启动了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至2011年，试点扩大到了 16 个省份。

　　2011年，《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报告》提出严格完善死刑复核程序，《刑法修正案（八）》中也增加了一条刑事罪名“器官买卖罪”。2013年8月，卫计委颁布了《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严格禁止移植医院与地方法院联系获取与分配死囚器官。2014年，来自公民捐献的移植数已达到80%，我国已经具备实现器官来源从司法渠道到公民捐献成功转型的大环境。

　　2014年12月3日，在昆明举行的全国移植大会上，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宣布，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用死囚器官。

　　他的手机陆续收到一百多条信息，都是全国各地的器官移植医生发来的感慨和心声。黄洁夫保留至今。其中一名医生在匿名短信中诉说：他为过去的取肾方式而感到忏悔，内心充满矛盾。建立阳光的捐献体系令他感到欣慰，更对移植事业充满信心。

　　黄洁夫透露，这项改革是在国家司法部门领导大力支持下推进的，他感谢过去司法体系为配合我国移植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并认为他们绝大多数是按照部门规定执行的。现在公民捐献体系建立，也是司法体系同志的支持和心愿。

　　这项改革举措也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与全世界移植社会的高度赞誉。当黄洁夫因此项改革获得顾氏和平奖时，他很平静地说：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进步的肯定，是集体的荣誉。

　　他说，获奖带给他的并非全部是喜悦，他感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重担，中国器官移植事业走上了阳光的道路，但路途仍然遥远和艰巨。

　体制之困

　　红会与卫计委间协调十分困难

　　黄洁夫视当下的器官捐献事业为“新生婴儿”，还十分脆弱。他说，要把它培养成“健康的成人”，任务还很艰巨。

　　今年8月份在广州举行的国际移植论坛上，黄洁夫没有采用大会安排他讲的题目“中国迈进世界移植舞台”，而是改讲“全社会努力将新生儿培养健康成长”。

　　作为参与器官捐献与移植系统顶层设计的人，言谈间，他对现行器官捐献体制运行感到忧虑。他说，我国的器官移植与发展基金会才开始起步，人民群众的观念转变还有一个移风易俗的过程，卫生行政部门与红十字会的团结合作必须加强，2007年颁布的移植条例已不适合形势需要急需修订等等。

　　被问及当前最大的困难时，他坦言，作为器官捐献中两个最重要的部门，红十字会与国家卫计委的协调不顺。两部门于2014年3月1日共同组建的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形同虚设，“至今都未开过一次会议”。作为主任委员，他十分无助，为此感到忧虑。

　　他提到一个细节。2012年，在国务院支持下成立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16个编制，局级单位。但由于两部门协作渠道不畅、权责不清，至今中心工作运转不太好，基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也都有意见。他认为，当下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急需一些敢于担当、年富力强、将人民利益作为自己行动宗旨的干部。

　　“总是部门利益、官僚主义和来自体制内执行层面的消极与无为。”黄洁夫言语中充满无奈。他希望有一个真正的问责机制，将“不做事的人请下来，让做事的人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