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移植体系内无死囚器官

　　受访时，黄洁夫强调，在中国自宣布今年全面禁用死囚器官后，中国的器官捐献数量不降反增。截至本月17日，今年的公民器官捐献已达2297例，预计全年超过2500例。按每例可提供3个器官计算，公民身后器官捐献量一年将达到7500个左右，加上亲体捐献，今年移植数将超过1万例，这将是我国历史上最高的一年，而且移植质量也大大提高。

　　死囚如果自愿捐献器官是否可以接收？黄洁夫引用美国前总统林肯的一句话作比：“如果一个房子是由两个互相矛盾的部分共建的，这个房子就会垮掉。”意指当时林肯说，美国如果奴隶制与自由公民制并存，这个国家就会灭亡。这种情况也适合于器官捐献体系。

　　他很严肃地强调，“在法律制度尚未健全时去询问死囚是否可以公民身份自愿捐献，本身是一个伪命题。”美国本土也是有这个争议。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器官移植指导原则禁止使用死囚器官，我国卫计委2013年下发的《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的规定》实际上也禁止过去死囚器官获取的方式，要求所有器官来源可溯源。因为死囚在监禁条件下难以表达他个人意愿，更不用说征求家人同意身后捐献了。

　　他认为，只有在法制十分健全条件下讨论其可能性。如果现在将公民捐献的大爱奉献与死囚器官混在一起，群众就不会信任我们的捐献体系，“如同关闭了的潘多拉魔盒，绝不能再将它打开”。

　　虑及现实，黄洁夫一改此前谦和，语气强硬起来。在他看来，未来任务艰巨，应该全面禁用死囚器官，隔阻腐败滋生空间。况且，公民也不愿意自己亲人的捐献与肮脏的利益链条混在一起。对移植医生而言，敬畏生命是起码的职业操守，全体移植医生都衷心拥护这项改革，光明正大从事救死扶伤事业。大家都不会同意回到以前，这是全体移植医生的决心。

　　北青报记者发现，自国家宣布停用死囚器官，如何从制度设计上防止暗箱操作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之一。黄洁夫表示，这就要求全国强制性使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系统（COTRS系统）进行器官分配。“我能保证，在COTRS系统内没有一个器官是死囚的。”

　　事实上，2011年，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已经规定，买卖人体器官入刑。黄洁夫说，“如果还存在这种腐败，国家法律绝不容许。”

　十年改革

　　中国器官移植改革得到国际认可

　　“中国的国旗出现在世界器官捐献协会的舞台上，真是不容易。过去十年真是一条充满艰辛和危险的征途。”今年10月，全球器官捐献大会理事会全票通过欢迎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王海波医生难抑激动心情，给黄洁夫发了一条信息。

　　在这个大会上，王海波也当选为世界器官捐献委员会中国理事，他是中国器官共享与分配中心（COTRS系统）的负责人。

　　这些变化均意味着，国际医学界对中国医生的“三不”制裁已经撤销。

　　唯有置身其中的人，才能体会这项改革的艰辛，因为破冰前行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要符合世界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还要冲破原有体制的潜规则及利益集团阻力。

　　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1977年起步。因无公民捐献渠道，自1984年起有六部门的内部规定同意使用死囚器官，这不是国家法规，也要求必须是死囚犯及家人同意才能进行，但操作上有漏洞。

　　为此，世界卫生组织曾将中国列为移植器官来源不明的国家，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系统使用死囚器官的国家。多年来，国际医学界对中国器官移植医生实施“三不”制裁：不允许在国际会议上发言、不允许在医学期刊发表论文、不批准成为世界器官移植学会会员。全体移植医生均感到脸上无光和情感上的冲突。

　　黄洁夫曾多次向媒体解释，在2009年之前，中国由于尚未建立公民捐献系统，使用死囚器官实属为救人生命的无奈之举，是饮鸩止渴。

　　建立起国家公民自愿捐献体系是中国几代移植医生的共同梦想。黄洁夫记得，如我国医学界泰斗吴阶平、裘法祖教授都对他说过，中国一定要推动公民捐献，崇高的救死扶伤的职业必须敬畏生命。移植事业的希望在医院，而不在刑场，已是全体医生共同的愿望。

　　黄洁夫也强调，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改革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进行的，自己此前作为卫生部分管器官移植的副部长，是执行党组任务，带领全国移植医务工作者团结红十字会共同建立阳光、透明的器官捐献和移植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