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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贵君轻:千年命题跌宕
张昊苏
//m.auribault.com 2018-06-22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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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往往被人们称为“孔孟之道”,但孔、孟地位,却有差别。孔子为“至圣”,孟子则为“亚圣”,稍低一等。一方面,孟子乃是子思(孔子的孙子)之再传弟子,辈分较低,且本人也只能代表儒学的一个流派,不及孔子有“集大成”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孟子的人格与学说争议较多——部分原因是孟子本人的思辨有相对空疏之处,部分则因为其中不少议论过于锋芒毕露,不符合主流价值观巩固君主权威的需要。这里面一个相当重要的命题是“民贵君轻”,其言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

  《孟子》中类似的内容很多,如:“君有大过则谏, 反复之而不听, 则易位。”(《万章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等等,皆指出统治者如失去民心,则更易政权理所当然。

  与孟子大致同时代的庄子,虽然亦揭露政治的黑暗,但因“蔽于天而不知人”,未裨世教。孟子则通过“民贵君轻”系列论述,力图对统治者有所制约乃至震慑。

  一般认为儒家思想重在维护社会秩序,而孟子的这类命题无疑具有一定的冲击力,因此在后世引起过若干争论和演变。这些争议对于我们理解孟子的相关思想及其历史价值,无疑是有帮助的。

  第一次有名的争论发生在汉景帝时期,争论的双方是治《诗经》的大儒辕固与治黄老道家之学的黄生,争论的论题是汤武革命的正当性。

  辕固支持孟子“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说法,认为商汤代夏桀、周武诛商纣,原因在于桀、纣的暴政失去民心,因此汤武革命是顺应天命人心而行,具有政权更替的合法性。而站在反面立场的黄生则提出,社会秩序首先呼唤的是上下君臣尊卑有序的等级关系,这种等级关系是一种具有先验合法性的固态,不容颠覆,而汤、武虽具有圣贤之德,但其德行应该以辅佐君主的方式来表现,而不应该选择以下犯上的取而代之,其观念则与黄老之学重因循无为的思想相应。对此,辕固反驳说,如按照黄生的逻辑,以下犯上是没有政治合法性的“弑”,那么汉代秦而兴的这一事实本身也与汤武革命类似,国位来之不当。

  辩论至此,处于主持地位的汉景帝插言终结了这个话题。汉景帝说,马肝是有毒之物,因此没有吃过马肝,不代表不知道肉味;同样的道理,学者不讨论汤武革命的问题也没有关系。景帝以这样含糊的方式结束了讨论,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正如辕固所说,黄生的观点否定了汉高祖代秦建国的合法性;而反过来看,辕固的观点也否认了汉帝国“一统万年”的可能,即当汉帝无道,失去民心的时候,就可以被臣下所颠覆代替,这对于古代的帝王同样也是难以明言接受的。从汉景帝的个人利益角度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说,这个问题无法给出答案。在整个古代社会,这也是相当敏感的话题。

  尽管从表面上来看,这场辩论并没有分出胜负,但是儒家的地位逐渐上升,并在武帝时取得独尊的地位。从长时段来看,孟子的观点深入人心,并成为中国传统的共识。

  唐代韩愈提出了“道统”说,认为孔子将圣道传递给孟子,至孟子死后近千年则失传。这一说法高度推崇孟子的历史地位。在宋代理学家的提倡下,《孟子》成为“四书”之一,成为宋代以来新儒学尊崇的核心经典。士人提倡“道统”,有与帝王“治统”抗衡的意味,因此历代帝王虽然表面上尊崇儒学,但内心中往往却有所抵触。表现最为显著的,则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孟子》一书的严厉打击,这也成为儒学思想和士人精神的一次顿挫。

  一般认为,元朝统治时期蒙古贵族享有特权,存在明显的民族压迫现象,晚期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故朱元璋建立明朝代表了道义的胜利。不过,朱元璋本人系雄猜之主,用严刑峻法控制臣下,通过废相、设锦衣卫等手段加强君主独裁,实质上导致传统政治的倒退。除为政苛刻外,朱元璋还企图在意识形态方面控制对自己不利的思想,主要表现是打压孟子学说。

  朱元璋读《孟子》,不满于其中对君主不恭敬,曾有“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之言,一度罢黜孟子配享的资格,并且昭告臣下,有敢进谏者即定以大不敬之罪。大臣钱唐冒死进谏,据说以“舆榇自随,袒胸受箭”的激烈方式打动朱元璋,维护了孟子的地位。

  到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命刘三吾删节《孟子》中不利于帝王统治的内容,成《孟子节文》二卷。据统计,《孟子》全文260章,总字数35512字,被《孟子节文》删掉的字数达85章,16659字,占总字数的46.91% 。前文提及涉及“民贵君轻”的章节被全部删除,正可看出朱元璋对《孟子》的敌视态度。除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一度设立删书局,意欲根据拜上帝教教义删改四书五经之外,历史上再无类似《孟子节文》的官方行为。

  朱元璋大兴株连诏狱,又特别删改具有思想锋芒的《孟子》,显然是为其本人独裁举措提供方便的配套行为。朱元璋的政治遗产对后世产生颇多负面影响,明清两代的政治败坏,一定程度上应归咎于朱元璋立国之失当。不过,仅就《孟子节文》来说,此书流传不广,永乐九年即被废除,在历史上影响有限,而随着明社之颠覆,《孟子》一书也随即得到了新的发挥。

  改朝换代总有被贬为“造反”的危险,为说明自己“革命”的正当性,孟子思想其实是相当合适的资源,朱元璋的敏感并没有被清朝帝王延续。清朝为少数民族建立政权,严格地说是“华夷之辨”所抵制的对象。但清兵刚一入关,就颁布诏令说“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用《孟子》的思想来说明取代明朝的政权合法性,从政治宣传的角度看,其言辞理直气壮,反而令孱弱的南明政权相形见绌。

  这一时期思想的光芒则在于黄宗羲(1610~1695)的《明夷待访录》。黄宗羲本人乃是明朝遗民,著书立说出自亡国隐痛,但《明夷待访录》中的政治思想却并未局限于明清易代的特殊问题,而是直接承《孟子》“民贵君轻”观念的大制作,故具有更加恒久的思想价值,晚清以降成为政治维新的重要思想资源。

  《明夷待访录》中最重要的篇目乃《原君》《原臣》数篇,备论君臣的职责,多有精彩论断。《原君》的开头说,君王应该是“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的人。因此,“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应服务于天下,以利民为宗旨,而不应以天下为君主的私产。黄宗羲指出,如果君主不明职分,施暴虐之政,那么百姓就理应将君主视为寇仇,诛杀独夫民贼是理所当然之举。他还特别批评朱元璋罢黜孟子的举措,并及于当世统治者的失却人心,足见其立说公正,并不因个人民族观念和政治立场而曲护明朝恶政。《原臣》则旨在为士人立说,言臣子不应成为君主的私人仆役,服务于一家一姓,而应以天下治乱,万民忧乐为念。这些见解虽然均能从《孟子》中找到对应的论述,但黄宗羲无疑在学理上对孟子的学说又有所推进,后世知识人尝试从中发掘现代性,并非无因。

  对于如何评价孟子的“民贵君轻”系列论述,现代学者多有讨论。客观而言,其中所孕育的“民本思想”无疑具有重要正面意义,但距离现代的“民主思想”还有不少差距。因此,有学者指出不应特别高估“民贵君轻”的价值,而应将其看作是中国帝制社会的统治思想,并引及若干帝王言论为据。

  以笔者看来,这一观点确有理据,但未免过于苛求。

  首先,以现代政治理念衡量古代政治思想,未免有失偏颇。君主制度相对于民主制度而言为劣,这并无争议;但在相关制度、思想并未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君主制度也自有其历史合理性,不能苛求古人跳出这一框架来进行思考。在这一客观事实的限制下,“民贵君轻”令君主知所制衡,避免极端独裁,当然具有正面效益。与其说“民贵君轻”服务于君主制度,不如说正因“民贵君轻”说未经充分发展,才令其缺乏独立地位。

  其次,就后世儒者之接受与开新,反观“民贵君轻”说,足见其中确有启迪后世之处。如果缺乏孟子提供的思想资源,《明夷待访录》等著作恐怕无由开展,思想性亦将大打折扣。即仅就抽象的“士人心态”而言,尽管理学家认为孟子人格不及孔子温润含蓄,是其短处;但其中充具英气的个性,其实可看作是士人独立精神的体现,这种永恒的人格气质,由今之眼光观之或许反当在孔子之上。

  再次,历代帝王虽口头称许“民贵君轻”的价值,但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未必可引以为据,认为帝王真心实意支持“民贵君轻”。如果士人果真持孟子“民贵君轻”之说与帝王抗衡,往往会遭到猜忌乃至迫害,这在历史上具有相当多的例证,足见孟子学说中蕴含有不利于帝王专制的因素,故帝王在实际政治中往往只是装点门面地利用,阳奉阴违。

  要言之,简单用现代话语解读“民贵君轻”自然不妥;但“民贵君轻”在历史上确有积极意义,而且目前仍是具有现实价值的重要思想因子。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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