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近代中国的新式工业始于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的外资工厂、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派创办的军工企业以及少数民族资本企业。甲午战后，列强获得在华投资办厂的特权；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清政府也开始逐步推行“振兴工艺”政策。内外两股力量推动下，中国工业化进程大规模展开，而从空间上看，近代工业化主要是新式工业的扩散过程。晚清民国时期的工业发展既遵循工业化的普遍规律，又受到政治、战争、交通和中外关系等因素的强烈影响，工业布局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后到1913年。除矿业和缫丝、水泥等依赖原产地原料供应的行业，新式工厂大都开设在沿海和长江沿岸的通商口岸及附近地区。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通商口岸具有技术、人才、资金、物流、商业渠道和税收优势，是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连接点，也是外国资本投向中国的入口，无论出口各种土货及加工品还是向内地分销产品、进口机器设备，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甲午战前，外资设在通商口岸的出口加工、船舶修造和公用事业企业投资总额约2800万元。洋务派创办的工厂和民族资本先后开设的百余家新式工厂绝大部分也设在通商口岸或附近。甲午战后到1913年，出现了中外资本投资工业的第一次高潮。据汪敬虞统计，资本超过十万元的外资工厂创办投资达到一亿零三百多万元，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内资工业创办投资达一亿零七百万元。除了采矿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厂都设在通商口岸及附近。总计内资工厂开办数量和资本金额，上海、武汉、广州、天津、杭州和无锡排名前六。这一时期，国际银价暴跌造就了土货出口加工业的繁荣。工业制造产品内销市场也迅速扩大，利润可观，如英资汉口和丰面粉厂投资十万元，每月纯利7000元，一年两个月就收回投资。新式工厂良好的赢利前景产生了滚雪球式的扩散效应，非口岸城市也开设了一批新式工厂，其中无锡、南通、顺德、北京和成都设厂较多，这预示着工业布局的变革。由于绝大部分通商口岸都在东部沿海地区，新式工业的初步发展开始改变中国旧有的经济格局。正如吴松弟所论，中国经济的地区差距“从南北差距为主、东西差距为次，变为东西差距为主、南北差距为次”。

　　第二阶段从1914年一战爆发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前。这一时期，新式工业从通商口岸向非口岸城市扩散，形成长三角、华北、东北、长江中上游和珠三角五大经济圈，区域工业化模式初具雏形。

　　一战爆发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入“黄金时代”，民族资本纷纷涌入新式工业。1920年后，民族工业虽然经历了一个困难时期，但仍然顽强成长。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统计，一战前外资工业资本（约37690万元）超过本国工业资本（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合计约28932万元）。到1920年，以民族资本为主的本国工业资本（56484万元）已超过外资（5亿元）。《江汉关十年报告（1922—1931）》分析了中国国内制造品取代外国工业品的趋势，认为“这十年进口总的趋势是，输入品主要限于中国不能生产的产品，如煤油、用电设备、机械等。由于中国劳动力低廉，那些在国内能生产且国内产品价格远低于进口品的商品越来越多地被拒之于门外”。

　　这一时期，主要在民族资本的带动下，新式工业从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向非口岸城市大举扩张。吴承明、戴鞍钢、谢放、袁为鹏等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但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十几个大城市和一些重要行业。1933年经济统计研究所《中国工业调查报告》提供了17省4市共146个县市的内资工业数据（共2435家使用机器动力且雇工30人以上的工厂，不包括矿业、兵工厂和造币厂。无东北沦陷区数据，亦未调查当时工业落后的云南、贵州、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据该报告的《地方工业概况统计表》，内资工业年总产值为15.69亿元。可将工业年产值超过百万元的城市分为七个等级：特级（7.27亿元）、一级（超过亿元）、二级（超过七千万元）、三级（两千万到三千万元）、四级（一千万至两千万元）、五级（五百万到一千万元）、六级（一百万到五百万元）。当时长江三角洲经济圈有特级城市1个（上海），二级到六级城市数量分别为1个（无锡）、3个（南京，江苏武进、南通）、3个（江苏吴县，浙江杭县、鄞县）、7个（江苏镇江、南汇、崇明、江阴，浙江永嘉、绍兴、余姚）、19个（江苏松江、江都、常熟、句容、淮阴、盛泽、东海、川沙、太仓、江浦、奉贤、启东、泰县，浙江嘉兴、吴兴、海宁、奉化、萧山、德清），总产值10.21亿元；华北经济圈从二级到六级城市的数量分别为1个（天津）、2个（青岛、济南）、3个（北平、河北唐山、河南郑县）、4个（河北石家庄、汉沽塘沽，山东福山，河南汲县）、11个（河北清苑、长辛店，山东潍县、济宁、益都、长山，河南新乡、开封、安阳，江苏铜山、海门），总产值约2.36亿元；长江中上游经济圈的武汉三镇为二级城市，四级到六级城市数量分别为2个（长沙、重庆）、1个（成都）、5个（湖北沙市、大冶、黄陂，江西九江，四川泸县），总产值1.21亿元；珠三角经济圈地域最小，广州为一级城市，四级到六级城市数量分别为1个（顺德）、2个（中山、南海）、3个（汕头、新会、东莞），总产值约1.35亿元。关内十大工业城市分别为上海、广州、天津、武汉三镇、无锡、青岛、济南、南通、南京和武进。因未包括外资工业，前六名中除无锡之外的五个城市的产值都有低估，青岛尤甚。在沦陷之前，东北经济圈的北部中心哈尔滨“中外各厂合并计之，其厂数资本未必即较逊于无锡”。南部大连、沈阳、安东、营口、抚顺和鞍山的民用工业也多由日资控制。除以上地区之外，全国其他地区仅有五级城市4个，六级城市4个，地域间的巨大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各经济圈的工业中心仍是一线通商口岸，而新式工业已经向更多非口岸城市扩张。在华北、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演化为众星拱月的区域工业化模式。长三角和珠三角延续清代以来的经济地位，又得开放先机。华北经济圈的崛起则显示出铁路网络对工业化的影响，在平汉线、陇海线、津浦线、胶济线四条铁路和渤海湾、胶州湾围合成的区域内，涌现出济南、唐山、石家庄、郑县等十几个新的工业城市，特别是河南5个工业产值过百万元城市都分布在陇海线以北。长江中上游经济圈虽坐拥两湖和四川的广阔腹地，且影响力达到河南南部，但因交通干线只有长江水系水道和平汉线南段、粤汉线（1936年全线通车）北段铁路，区位优势弱化，工业发展受到制约，其中武汉工业实力从民初全国第二降至第四。

　　第三阶段从全民族抗战爆发到解放战争结束。东部地区工业在抗日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新式工业向西部扩散，西北和西南工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抗战期间，大批工厂、高校和各行业人才随国民政府西迁，大后方成为经济建设重点。据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介绍：“川、康、湘、桂、黔、滇、陕、甘、宁、青各省在战前所有新式工厂，只能占到全国总数的百分之八，发电度数仅及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二，而工业用电则只有全国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四五”。至1943年上半年，“工厂总数已较战前增加十五倍，资本总额增加七十二倍，技工人数增加七倍，动力设备增加五倍”。大后方新式工业的分布情况为：重庆和四川占44%，湖南和广西占21.11%，陕西、甘肃占13.93%，云南、贵州占5.8%，西康、青海和宁夏的工业更是从无到有。重庆和成都工业迅猛发展，昆明、贵阳、湘潭、西安、宝鸡、咸阳、兰州、玉门、银川、西宁等一批新工业城市兴起。服务于国防的重工业是大后方工业主体，厂家数量占54%，资本额占70%以上。由此也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一开始就存在轻重工业失衡的问题。

　　抗战结束后，中国工业布局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据国民党政府经济部1947年对18个重要工业城市和辽吉、台湾地区的调查，上海、天津、广州工业排名前三，重庆升至第四，武汉落后于青岛，降至第六，辽吉两省（不包括大连的8个城市）的总体工业实力位居前列，西安、昆明、贵阳、兰州成为重要工业城市。经过一个世纪的曲折发展，到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大部分重要城市建立了规模不等的新式工业，但除了长三角、珠三角、华北经济圈和东北地区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分工和集聚效应，其他地区的工业布局都比较分散。全国工业又过度集中于几个一线城市和东北，上海产业工人占1947年调查工人总数的53.8%，上海、天津、重庆、青岛、武汉、广州和辽吉合计更是占到83%。这些特点在较长时期内对我国的工业布局和相关产业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作者：张宁，单位：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