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战略部署。落实国家《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纲要》，是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举措。日前，由天津市社科联、民建中央联络部、天津市环渤海经济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供给侧改革与环渤海区域产能合作发展研讨会”在天津举行。来自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等地的专家学者从理论和实践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现将部分专家观点摘编刊发，以飨读者。

　　1.把握宏观经济形势，认清供给侧改革中心任务

　　辜胜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总体形势突出表现为经济结构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叠加特征，面临产能过剩、房地产高估值、高成本、环境污染、高杠杆、高负债率六大挑战。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其主要表现形式为速度的变化、动力的变化、结构的变化和发展质量的变化。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前所未有的下行压力，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表现在民间投资急剧下行，与央企相比，民营企业突出体现在投资能力差、投资空间狭窄和投资意愿差。民间投资占比出现明显下滑，因此，解决民营企业投资下滑趋势，应重点在政策执行当中破除“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现象，让民营企业有充分意愿投资、有充足空间投资、有充盈能力投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心任务是提升品质，关键是抓住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和改革引领三个关键词。现在国人每年国外旅游消费流失超过3万亿，表明我国消费升级的同时供给质量跟不上，要创造新的供给，释放新的需求。例如，针对2.5亿农民工群体扩大公共产品短缺供给，通过推动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实现地域转移、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职业转换。在适度扩大总需求上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依靠市场主体、创新主体、改革主体。

　　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指向之一就是绿色发展，发展网络包括一核心、双城、三个组、多节点。天津市最重要的目标是发展高端制造业和推动先进制造产业的转型升级。按照天津的四大定位，天津自贸试验区是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开放水平的重要窗口，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脊梁，天津先进制造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超过70%，研发经费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3.5%，金融增加值占11%，港口吞吐量5亿吨，天津具备很强的发展基础和发展潜力。京津冀地区要发展成为全球的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应该也具备条件发挥更大的作用。

　　2.环渤海区域产能合作应关注三个要点

　　卢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环渤海区域产能合作应予以关注：首先，环渤海产能合作要着眼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三大支撑带考虑问题，不能仅局限于环渤海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下，要着眼于天津在协同发展当中的定位。

　　其次，环渤海区域产能合作一定要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产业导向，区域内各省市发展不能搞同质化竞争。京津冀协同发展整体定位产业导向要对接，要特别注重主体功能区规划，强调生态修复和环境改善。因此，工业布局、产能合作布局要与生态修复区禁止开发相协调。

　　再次，环渤海区域产能合作必须打破原有经济圈规划的思维定势、体制障碍和模式惯性。经过30年的发展，环渤海经济圈的运作和建设如协同联合的机制取得积极成效，同时，更重要的是防止过多对依靠国家优惠政策和依赖国有企业的计划经济思维定势。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以 人民为主体

　　逄锦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南开大学原副校长）：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从长期看，问题的根本解决出路在国内，要靠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加快科技创新、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步伐。要抓住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机遇，加快结构调整，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更多的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其次，适度扩大总需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当前我国投资需求强烈，前景广阔。就投资方向看，推动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城市基础设施改造、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及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五大幸福产业”等。从投资效益看，只要抓住人才和市场等关键因素，投资方向准确，配以体制机制改革，投资效益也会很高。为防范和解决投资放缓问题，一要进一步向民间放宽投资领域；二要适当放松信贷，缓解小微企业资金不足；三要加强政府投资指导和服务，引导企业选择投资方向，提振企业投资预期和信心；四要国家适当向企业减税让利，使企业有利可得，以解决投资动力不足的问题。

　　以人民为主体，一切为了人民，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与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为此要抓好就业、改善民生，为解决主要矛盾提供良好环境。

　　4.经济结构正在改善新的发展动能已见端倪

　　丛屹（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2016年第一、二季度，我国GDP增速稳定在6.7%，经济运行总体处于合理区间。从一些信号性的指标变量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开始显现，社会经济结构正在发生一些积极的转变，但结构性调整的压力仍然不小，根本性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仍然需要着力通过深化改革攻坚克难。

　　从宏观调控层面看，今年1—6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7.5万亿，同比增长14.8%，明显高于往年水平。因此，今年下半年央行有可能会适度收缩信贷规模，并结合结构性管理政策引导社会资金向实体经济的回归和有效配置。

　　从总量增长贡献率角度看，服务业较工业的贡献率、消费较投资的贡献率总体继续保持拉大的趋势，基本说明了中国经济正在从传统的“外需拉动、投资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发展结构转变。消费的规模和对增长的贡献率呈稳定上升的态势，说明总体经济的稳定性和韧性是较强的。

　　从投资方面看，服务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比重和增速继续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的投资增速短期内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从主要价格信号看，基本印证了“结构改善、动能转换”的特征。

　　从行业结构层面看，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形成的“新经济”动能已现端倪，增速远远超过传统行业，基本维持了就业的稳定和收入的持续增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围绕大数据产业平台的“双创”已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大数据产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在东部和西南区域表现出对传统产业甚至社会结构的巨大升级改造能力。

　　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在科技型中小企业

　　刘刚（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当前我国产业结构问题极为突出。一方面，高消耗的低附加值产业占比过大；另一方面，节能环保、科技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业占比较低，创新动力不足，无法满足消费者日益扩大的中高端产品需求。科技型中小企业将是未来供给侧改革助力调整产业结构的主力军，应尽快利用供给侧改革措施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天津市企业税负的增加显著影响到了科技型中小企业规模经济的提高，并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应在现有税收优惠基础上进行结构性减税，进一步降低科技型中小企业税负，包括降低税收优惠的技术门槛，扩展增值税优惠的享受范围，让税收优惠政策更多惠及初创型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采用增加研发投入投资抵免、加速科研设备折旧等方式帮助科技型中小企业合理避税。

　　6.政府职能应由“增长型”转向“服务型”

　　冯俏彬（国家行政学院经济部教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政府和市场关系再平衡，是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其核心是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和制度五个方面。围绕要素，要做三个方面工作：一是把要素从那些陈旧落后、产能过剩的部门转移出来；二是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去除供给抑制与供给约束；三是让要素重新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经济。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投资对于经济拉动的作用趋缓变小，而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正在显著增长。对于消费型经济，企业家辨认的难度大大增加，尤其是在中国居民消费进行升级换代的新时期，数亿新兴中产阶层对于消费的需要已从早期的吃穿住行等“硬商品”向个性化、多样化、高端化的“软服务”方向转化，这使得企业家需要更加沉下心来研究消费者、研究市场。展望当今世界，在一个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经济中，消费者群体、爱好、需求的分化更加快速和变动不羁，政府对于经济的引导难度空前增加，政策出错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为了防止产能过剩情况的一再发生，应当切实推动新经济形态下政府职能转型，重点做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实现由“增长型”向“服务型”的转化。特别是产业政策，应当调整到基础、方向、信息、科技等更具引导性和前瞻性的方面来，将广阔的市场空间更多地留给企业。总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政府革自身命的过程，方式就是通过制度变革和制度供给，改变过去管理经济社会的方式，以释放经济社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