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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杨”为什么这样“热”
梅明蕾
//m.auribault.com 2016-05-30 来源: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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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岁的杨绛先生走了,各类媒体以及坊间的纪念、缅怀、热议不止。中国虽然向有尊崇人瑞的传统,况且杨先生还是这样的文化大家,但像这样不分阶层、年岁、性别的不约而同还是相当罕见。

  印象中,钱学森先生的离世所引发的波澜或与此有得一比。然而钱先生与杨先生毕竟很不一样。钱先生是国家“两弹一星”的首席大功臣,又有传奇的回国(爱国)经历,其在国家的主流叙事中占有显要位置。而杨先生则是人文知识分子,虽然也算著(译)作等身,却从未有过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钱钟书夫人”的身份或是她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杨绛先生的离世,使得钱先生也再次成为公众话题,“钱杨”并“热”的局面堪为一时之景。

  对杨先生的关注,普通民众与圈中人的聚焦可能有更多交集;对钱先生的评价,更多的或是各取一路。作为作家,杨先生的《干校六记》《洗澡》《我们仨》等作品拥有广泛读者。作为一个普通人,其历经百年、从未停息过思考和劳作的身心为世人所敬重。她的“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的人生态度,让人联系到当下的喧嚣和浮躁,在社会上引发的共鸣大大出乎意料。更不用说她于2001年,将其夫妇俩全部的著作稿酬捐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专门扶持好学而贫困的学生,自己的生活却简之又简。还有,这“最贤的妻,最才的女”(钱钟书语)与丈夫、女儿间的深爱浓情,也让寻常百姓艳羡不已。

  与杨先生的“人间气象”不同,钱先生一直就被有所神化,包括他过目不忘照相般的记忆,精通上十国语言、学贯中西、无典不熟的渊博,绝大多数人都难读懂的《管锥编》《谈艺录》,以及偶一出手便举国风行的《围城》等等,这一切或成就了其“文化昆仑”的盛誉。但钱先生在学界中却远未形成一边倒的赞誉。美学家蒋孔阳曾说过:鲁迅是将人生当学问,钱钟书则将学问当人生。这也许是事实,但褒贬的意味也是明了的。更有著名学者指称钱先生的学问是“一地散钱——都有价值,但面值都不大”,或说钱先生做学问是“买椟还珠,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永照千古”等等。而同样出自重量级人物的相反评价也不乏于世。一家之言,圈外人也无法做出裁决。而除了学问,钱先生视名利如浮云的品格,其“天真、淘气和痴气”以及“刻薄”的个性也在社会上被广泛传播。

  我们都清楚,钱杨二位对宣传他们个人是极度不配合的,他们也大抵难以归类于某方面的“典型”。但人心好恶是显在的。通过更多传播手段和途径,人们获知了钱杨二位先生的故事,自然而然景仰于他们做出的文化伟业,付出的全部心血,超然于身外之物,跃然于真性情。作为个人修为,人们下意识视他们为榜样,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说他们身上的某些品性为当下社会所稀缺,窃以为也差不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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