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全会对新的修改宪法部分内容提出建议。这一次修宪的时机与前几次有所不同，这是中国国家实力空前提高，战略使命更具挑战性，社会治理呈现前所未有复杂性的时候进行修宪，它的意义也因此更加深远。

　　中国走向依法治国是一次真正的“长征”。清廷垮台直到新中国建立，期间对法治建设作出了一定努力，但那段时期国家陷入整体动荡，内部战乱、外部侵略交替出现，法律的权威只能存在于小环境里，无法在全国连成一片，上升为国家法治。

　　新中国成立后，新型国家权威建立起来。这种权威向法治的延伸、转换经历了坎坷，但以近70年的时间长度来审视，法治的不断确立成为明显趋势。

　　一直有人宣扬中共长期执政不利中国走向法治社会，还诘问“党大还是法大”。这是从西方政党和法治观给中国法治下定义派生出的伪命题。实际情形是，在中国这样无论横看竖看都很复杂、法治传统又很薄弱的大国，建设法治社会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力量来推动，而中共历史性地成为了这样的力量。

　　法治不是一套静止的体系，而且宏观上不可能是超政治的。社会对法治的注意力越高，它越容易被各种力量给予不同的政治解读。西方希望中国施行什么样的“法治”，与中国社会应该建设的法治一定是有区别的。而且，法治的重要目的是保持中国政治稳定和社会治理的有效运行，西方对中国谈法治，首要目标则是要让中国出现颠覆性变化。

　　宪法是根本大法，它一定要反映中国政治的最大现实和社会实践的最新发展，同时规定国家法治的基本方向。1982年宪法被普遍认为是一部好宪法，以后每一次修宪都是对新局面、新情况、新任务的积极回应。几次修宪，除了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法治国、尊重和保障人权、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些重大内容都被载入宪法。

　　本次修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宪早已是热门话题，国家监察制度改革将怎样入宪也备受关注。

　　法治不简单是立法的不断延伸，它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波澜壮阔的整体实践过程。中国法治建设的出发点，沿途环境都有着有别于外部世界的深刻烙印。把这条路走下去，走到底，必须有强大、清醒的力量持续提供动能和驾驭力。

　　十八大之前，法治建设也已经谈得很多，但有段时间出现大量声音质疑中国这一重大建设的方向，至少舆论场上对改革的解释权部分受到西方力量的操控，法治实际上受到了以“法治”为名义的一些激进言行的冲击。

　　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共实现了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的再建构，这为给法治建设再注动能、结束围绕法治建设方向上的思想混乱创造了新的政治基础。反腐败前所未有强化了法律的威严，全面从严治党配合有效的舆论治理，使中国的政治叙述从西方话语转向法治和党建话语。全面依法治国既是法治建设的加速，也是在党的领导下方向的再校正。

　　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在高速发展，以此为基础的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这个国家新的艰巨使命，而法治的完善无疑是它的关键一环。这是国家工程，但它的终端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个人权利的保障工程。从党的建设，到法治建设，再到我们个人的幸福建设，这就是中国社会演进的真实逻辑。准确认识它，我们的集体理性就有了坚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