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公开，有助于保障公民和社会的知情权，减少沟通成本，打造阳光政府，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现。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政务公开一直开展得不够理想，尽管高层不断在供给侧发力，通过各种规章制度、政策法规，督促各级政府积极开展信息公开，却始终收效平平，难有起色，人民群众不是很满意。

　　眼见于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祭出大招。在2月17日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领导干部要带头宣讲政策，特别是遇有重大突发事件、重要社会关切等，主要负责人要带头接受媒体采访，表明立场态度，发出权威声音，当好“第一新闻发言人”。更厉害的是，《意见》要求把政务公开工作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加大分值权重，这从一定意义上对政府系统形成了倒逼效应。

　　在我看来，“第一新闻发言人”这个概念，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是行政系统的第一个责任人，也就是文件中提到的“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具体来说，就是大到省长、市长，小到乡、镇长，在社会需要信息公开的时候，都应该带头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对着话筒发出权威的声音。“第一”还应该体现在反应的速度上。在行政系统内部，我国实行的是行政首长负责制，治下出现突发事件、或者社会严重关切的事件，行政首长也应该第一时间内站出来，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这两个层面“第一”的存在，就必然要考验一级政府应对危机的反应速度，对信息的掌握程度，以及领导人面对媒体的适应程度。对着媒体递过来的话筒，是必须拿出一点干货出来的，如果讲不出公众所需要的有效信息，那是真的会“红脸出汗”的。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作为一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平时就要练好内功，强化自己领导之下的政府的信息公开能力和响应速度。

　　政务公开，是信息时代政府官员的必备素养。两办的意见，也在倒逼各级领导干部形成面对媒体的能力，如果表现不给力，老百姓不仅不会买账，甚至有可能造成舆论的“次生灾害”。当年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在“7·23”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上放言，“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这一幕已经深深印在新闻发言人的历史上了。

　　在舆情灾害已经造成的情况下，政府主要负责人再站出来说话，往往错失了第一时间澄清事实、挽回形象的机会。天津爆炸事故便是如此，“第一新闻发言人”本应第一时间站出来说话，结果却躲在那些局长、处长的背后，而这些具体部门的负责人，往往不具备调动整个行政系统资源的能力，得不到完整的信息，只能成为新闻发布会桌面上的提线木偶，重复着官话套话。真相不露面，猜疑和谣言就会满天飞。

　　当好“第一新闻发言人”，就不能护犊子。信息时代，真相是瞒不住的。就拿最近的哈尔滨“天价鱼”事件来说，当地政府本有机会挽回形象，但却在剧情的一次次反转中丢掉了公信力。不仅主要负责人没有出来说话，甚至在没有掌握全面情况，没有联系上当事人的情况下，就胡乱发布“合理合法”的扯犊子调查结论，导致舆论大哗。教训实在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