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三天，三则新闻引人关注：1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实施近半年，全国31个省区市执行《规定》共调整县处级以上干部584人；1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2015年中纪委给予10名中管干部 “断崖式”降级重处分；1月30日，《安徽日报》报道，我省去年底出台《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细则》，重点解决干部“能下”问题。

　　从严治党，重在从严治吏。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干部管理制度加快探索发展，干部选拔任用“上”的制度与机制日益完善，但不容回避的是，推进领导干部“能下”尚未机制化、常态化，成为干部管理的一块“短板”。

　　正常人都有上进心、事业心，从选择从政的那天起，基本没有不想“上”升的，“上”去后也没有想“下”降的。正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当上将军的也没有想回当士兵的。但是，人的能力有大小、品德有高下，任何时代，“上”者之中，有的能力不足难以作为，有的能力强却不作为、或乱作为，如此情形，“下”的却很少。

　　“能上能下”本应是干部管理正常运行的“双车道”，“能上不能下”变成了“单行道”，原因何在？一方面，“论资排辈”具有丰厚的土壤，“不拘一格降人才”总是阻力重重，不是常态，导致一些事业心强、能力强的年轻人不得不 “熬着资历排队候升”；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制度性安排，领导干部一旦“上”去，即便能力不足、政绩平平，即便懒政怠政、尸位素餐，如果没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一般仍能“稳坐钓鱼台”，或平调，或继续升迁，而不会“下”去，既影响干部队伍的质量，又压抑干部队伍的活力。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和难点都在于解决“能下”的问题。从江西省委原常委赵智勇被连降七级降为科员、中央纪委给予10名中管干部“断崖式”处理，到《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 （试行）》施行，“能下”的个个案例、“能下”的制度建设，令人欣喜，但这才刚刚起步，要把这个试行的规定落到实处，真正实现“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最根本的要在完善制度的同时加快健全工作机制，实现“三管三严”。

　　把“能下”的制度细化落地生根，长管长严。规定有了，细则不明，操作就不力。《规定》实施半年，31个省区市共调整“下”掉584人，这个数字既值得欣喜又不容乐观。目前，只有安徽、浙江等8个地方出台实施细则，三分之二以上省区市还没出台实施细则。各地应紧密结合实际，针对长期制约干部“下”的制度短板，加快制定实施细则，细化“下”的情形程序、启动程序，明确“下”的标准，规范“下”的方式，疏通“下”的渠道，公开“下”的信息。 “下”是惩治问责，目的是激发干部队伍活力。 《规定》重点解决如何“下”的问题，但绝不意味着“下”了以后就放任不管，还要制定“下”后的激励奖惩长效跟踪管理措施，对“下”后继续“不作为”“乱作为”者加大问责力度直至“淘汰”，对积极改正、表现优秀、成效明显者重新返“上”用起来，让其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激发干部队伍进入“活水”涌流的良性循环。

　　把“能下”的主体责任锁定绑牢，真管真严。此次全国调整的584人中，河南调整厅级干部29人、浙江调整省管干部17人，引起关注。解决“能下”关键在制度，落实制度关键在“主体”，“主体”作用关键在以上率下。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党委要承担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当好第一责任人，组织人事部门要承担具体工作责任。要创新监督问责举措，真正把解决“能下”的主体锁定，把责任绑牢，把担当压实，把问责兑现，把奖励激活。对工作不力的，应严格追究党委、第一责任人及组织人事部门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对不为、乱为的“该下”者应依规严查，敢管敢严。 “能下”方可有效倒逼“有为”，工作岗位不同、工作性质不同，不为、乱为的表现形式不同，追究的方式也应不同，但必须做到敢管敢严。对理想信念动摇、不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违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官不为等不称职的领导干部，经组织提醒、教育或者函询、诫勉没有改正，被认定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必须发现一个调整一个；对落实从严治党责任不力、不依法行政、作风建设不力、干部选拔任用任人唯亲等不胜任的领导干部，必须发现一个问责一个，及时作出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公开处理，才能有效解决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的突出问题，促进广大干部政治上忠诚守规矩、行政上守廉洁干净，思想上有信念、履职上有作为、尽责上有担当，树立起良好的用人导向，营造出清明的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