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入法，实际上是发出了通过治理交通拥堵、以
改革推动首都发展的强烈信号。每一个具体环节的决策都能做到充分协商、充分
论证，“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入法才能具备充足的法理性。

25日上午，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杜德印作常委会工作报告。报告提出，为缓解城市中心区交通拥堵，今年将
制定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的规定。

交通和空气治理，是北京公共治理的主要课题，因而也是公共政策和地方法
规亟待补强的两个方面。这其中，机动车的保有能否得到合理控制，使用强度能
否顺应现实治理要求，就显得尤为重要。北京拟将“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入法，
原因在于要切实治理交通拥堵，不仅仅涉及机动车使用强度的调控问题，还涉及
不同群体的经济利益、路权和财产权、城市治理体制和行政治理方式等深层次问
题。平衡各方利益，理顺权利和义务关系，优化治理体制，单靠指令性政策不行，
需要整体、协调、更刚性地推进。实现这种推进，只能靠法律法规总领。正如杜
德印在工作报告中所说：“一方面，改革需要立法的引领和推动；另一方面，改
革的办法就是立法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入
法，实际上是发出了通过治理交通拥堵、以改革推动首都发展的强烈信号。

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对于车主、特别是私家车主来说，无疑意味着部分路
权的让渡。从法理上说，路权的让渡本就应当通过立法形式规定，而不是临时性
政策。此外，立法还有助于在程序规范下，通过专家论证和民意交换，弥合政府
和民众之间的认知差异，厘清个人利益与全局利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
寻找到治理交通拥堵的最大共识，让所有人都参与到交通治理这样的公共事务中
来。当公共资源的支出者也是建设者，治理交通拥堵才能形成最大合力。

当然，也正是基于路权让渡的敏感性，推动“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入法时，
必须特别重视立法质量。一方面，需要体现公众的意愿，为公众参与立法打开大
门；另一方面，需要强调立法的可行性。比如，使用价格杠杆调控，要防止出现
有利于公车上路、“富人”上路的倾向性；在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的同时，必须
提升公交车辆的供应强度和运行效率，等等。

此前，网络约车加剧道路拥堵、应该收取“进城费”、供暖期应实行单双号
限行等声音的出现，令人担心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的立法具体内容，是否会将这
些未得到充分论证的建议包含进来。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刘维林接受媒体采访
时解释说，“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立法中不一定会直接出现“单双号”“收拥
堵费”这样的提法，而是会表明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样的情况，授权相关政
府部门采取措施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这是立法应该具有的审慎态度。

面对公共治理难题，既要有急迫感和改革劲头，又要尊重法律精神，这是立
法的基本底线。治理交通拥堵，涉及面广，微观环节很多。每一个具体环节的决
策都能做到充分协商、充分论证，“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入法才能具备充足的
法理性，为公众认可和接受，让交通这一公共难题坚实走上法治化治理的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