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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公布,列出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9方面39条重点“清单”。其中包括,今年将出台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指导意见。随着打车软件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冲击,出租车改革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
在39条改革“清单”中,有关出租车改革的,不过原则性寥寥数语。但不少媒体都将之从如海的议题中拎出来,或套红、或加粗,提示公众:这个行业虽是“硬骨头”,但顶层设计“啃骨头”的节奏已启。
“穷则变”。长期以来,在出租车是“城市大容量公共交通补充”的名义下,国家对出租车行业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及总量控制制度。近年来,一方面是市民打车难,一方面是出租车司机收入低。加之一些用车软件搅局,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沉疴更为显山露水。各地“祥子不拉活儿”的公共事件,显然无法完全归罪于“互联网专车”的发展;的哥的姐与出租车公司的矛盾,也难以靠讨价还价来调和。以至于今年1月,《人民日报》呼吁,“是时候取消出租车公司暴利模式了”。
改,是箭在弦上的事。何况,浙江义乌已经在原有机制上撕开了一道口子:义乌市日前公布了《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工作方案》,承诺2018年以后放开出租车市场准入和出租车数量的管控,而在2018年前的过渡期,综合人口、经济等因素增加出租车运力的投入。按照改革方案,义乌还将取消营运权有偿使用费,降低份子钱,将政府定价模式向政府指导价、行业定价、协商定价机制过渡。有人问得很直白,义乌面对的,亦是中国各个城市面对的问题,义乌能改的,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效仿?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交通运输部负责人表示,出租车改革已到了关键时期。所谓“关键”,无非是几个现实因素纠葛在一起:一是行业许可与总量控制已经与中国城镇化发展格格不入。供需症结,靠修修补补难以疏解。二是垄断的出租车公司与成熟的市场机制格格不入。资源配置、收入安排等,长期失衡已酿成诸多苦果。三是过时的产权关系、承包模式与全面深改的大局格格不入。如何重置既得利益的权责关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难题。正因如此,不仅改革方案相当“敏感”,各方博弈恐怕也在悄悄地进行。
按照中央部署,今年将出台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指导意见。了然以上背景,就更当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将改革过程而不仅是事后方案,动态化告知公众——既便于广开言路、集纳民智,也利于新方案赢得更多理解与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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