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时，有位举子叫孙至远，考中进士后，初任蒲州参军、乾封尉等低级官员。高宗上元年间，因为政绩突出，升为监察御史里行。后来因为上书言事得罪了权贵，被贬出京城，改任地方官员。多年以后，孙至远升职回京，先后任司勋、吏部员外郎。武周时期，经宰相李昭德提议，孙至远被提拔为天官侍郎，并“知选事”。孙至远的手下属官，都好心提醒他，应该亲自到李昭德的府上“坐坐”，向宰相表示感谢。孙至远却婉言谢绝道：“宰相‘以公’提拔我，我为什么要以私心去感谢他呢？”终究也没向李昭德表示什么。李昭德心中很生气，后来终于忍不住找了个借口，将孙至远贬至偏僻的壁州任刺史。

　　还是武周时期，天官侍郎刘奇，经过多方考察，向朝廷推荐张文成和司马锽担任御史之职。任命下达后，张文成和司马锽内心十分感激，两个人就委托熟人申屠锡来到刘奇府上表示谢意。刘奇却严肃地批评申屠锡说：“我推荐他俩担任御史，是因为他们的才能，完全没有一点儿私心，为什么要感谢我！”

　　现在的官员考核和提拔，上级领导的建议和意见往往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其中，大多数领导的做法，就像刘奇一样，完全是出于公心，是基于多年来与下属共事期间，对其办事能力和品德、作风等多方面的认可和肯定。然而，某些得到提拔的官员，却常常怀着感恩戴德之心，对老领导感激不尽。这样一来，本来是公事公办的磊落之举，就掺杂了太多的不应有的私人感情。为了报答领导的知遇之恩，日后一旦遇到与领导利益相关的事情，他们就不敢挺起腰杆秉公处理，这无疑与提拔他们的初衷相悖。因此，正确的心态是不必言谢，只需努力工作，廉洁奉公，干出一份令人瞩目的政绩，让群众满意，这就是对领导的最好回报。当然，少数像李昭德这样出于私心提拔官员的领导，更不必鞠躬言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