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105岁的杨绛先生病危。杨绛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钱钟书夫人，被誉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先生病危”的消息一出，顿时引发舆论极大关注。不过，经《现代金报》等媒体多方求证后得知，杨绛先生只是因为轻度肺炎及肠梗阻住院治疗，身体也在恢复中。对于这样的病危谣言，信奉“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的杨绛先生，想必会一笑了之。

　　杨绛先生“被病危”谣言流传甚快甚广，固然与传播技术越来越先进有关，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应源于人们对杨绛先生的关注。众所周知，杨绛先生对文学的敬畏，可谓是为当代文坛树立了一个精神标杆。正如网友“浩衍”所说：“杨绛先生的名字在中国文坛如星光闪耀，她的存在是这凡俗人间的‘一丝光亮’”。

　　杨绛先生对文学的敬畏，不仅表现在其对创作始终抱着精益求精的态度，而且表现在敢于对文学创作急功近利的行为公开说不。在中国文学史上，“杨绛”二字，代表着剧本《称心如意》浓郁的沉思意味，代表着《堂·吉诃德》里程碑式的经典翻译，代表着小说《洗澡》感人的温婉叙事，而且代表着纪实《我们仨》的至情之作，代表着散文《走在人生边上》的至理之作。这些作品堪称精品，无不是反复打磨、精心润色的结晶。正如杨绛先生所说：“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删弃。文章扬人之恶，也删。因为可恶的行为固然应该‘鸣鼓而攻’，但一经揭发，当事者反复掩饰，足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待人还当谨守忠恕之道。”特别是，杨绛先生自觉沉潜于生活、人生和时代的深处，视功名如粪土，更显难能可贵。比如，杨绛先生曾婉拒一出版社邀请她“出山”进行新作研讨会。杨绛先生说：“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研讨会，不是我的事情。”

　　而反观当今文坛，一些人却一味地迎合市场需求，将写作当成谋取名利的敲门砖。某些被戏称为“快枪手”的作家，只要有出版社或书商愿意出版或代售，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哪怕是胡乱拼凑而成的文字，也敢通过耍花腔等形式推广，比如将作品研讨当成广告推销，花钱请些不三不四的人对自己非常平庸的作品大肆吹捧一番，继而在书商和媒体的疯狂炒作中赚取利益。还有的作家盲目追“奖”，企图“奖”出市场赢来票子……对这些“快枪手”作家而言，名利就像是毒品，越吸越上瘾，以致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在市场上的表现就是，一部好的作品成功了，“模仿秀”式生产便会不断涌现；一个作家成功了，便往往原地踏步，难有创新与超越，只是不断地重复已有的成功。而现实证明，文学精品大多是“慢作品”，更需要“工匠精神”，更何况任何一个作家的知识储备、生活储备往往都是相对有限的。

　　正是由于作风浮躁、名利驱动，造成了中国当下文学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要彻底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依赖涌现更多的“杨绛先生”， 始终对文学抱有敬畏之心，不应单纯以商业利益为目的，主动摒弃快餐文化，以思想家的睿智、社会学家的博识、普通人的情感，再加上作家的妙笔，创作出分量重、品位高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