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是最古老的传播媒介，在没有文字和纸张的时候，谣言被口口相传，不胫而走；在出现了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的时候，谣言则堂而皇之，粉墨登场，扮演各种角色；而在互联网时代，谣言似乎插上了翅膀，声势喧嚣，恣意横行，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如何来破解谣言？人们第一反应可能是想起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言——“谣言止于智者”。好像我们只要提高认识、加强理性，谣言就不攻自破。有学者由此乐观判断：网络空间存在着“无影灯效应”，只要每个人都享有充分自由，广开言路，观点和观点之间会相互补充修正，形成“意见的自由市场”的，最终所有“阴影”会得到消除。谣言不攻自破，这个论断事实上就是“谣言止于智者”的现代版演绎。

　　从传谣者角度来看，谣言经常成为“智者们”追逐名利的手段，由此被称为“智者的阳谋”。历史上就有“欲得天下先造谣”之说。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之“大楚兴，陈胜王”谣言，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之“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 岁在甲子 天下大吉”谣言，唐末曹州王仙芝起义之“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谣言，以及元末韩山童红巾军起义之“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谣言等，均通过“智者”的谣言造势，达到取胜目的。现代社会中谣言同样在各个领域兴风作浪。传播谣言的主要有以下四类“智者”：一是谋求一己之利者，他们通过损害他人或群体的利益来谋求一己之利；二是广义上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传播谣言是为了吸引眼球；三是追求集团和部门利益者；四是恶意中伤者，他们传谣是为了泄私愤，打击报复对手。

　　从信谣者的角度来看，信谣并非因为不够聪慧。人在焦虑、恐慌与愤怒时，同样会丧失理性而信谣。一方面，面临安全威胁时，人们有可能恐慌，地震、毒气泄漏、爆炸等谣言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因为这些事件的后果太过严重，很多人的第一选择并不是理性考证，而受“宁可信其有”的观念支配。另一方面，越是有刻板意见，越可能信谣，如涉及敏感事件（如涉官、涉富、涉警、涉星等），容易引起泄愤式谣言，在此情形下，公众往往不愿意进行理性沟通，甚至明知是谣言还会积极传播，以达到“打击强者，安抚弱者”的目的。

　　从谣言的形成过程来看，谣言与人性有关。由于人的趋利避害性，人们在信息交流时，会有选择性地接收他们想要的信息，或者更倾向于接受他们相信和愿意相信的东西。结果是，当一个信息模糊不清时，人们想把这个支离破碎的不完整的故事明晰化，这样，每个人都可能有意无意地往信息里面掺杂自己的情感、需求及记忆。传播心理学把这个现象称作为选择性接受、选择性接触（或选择性注意）、选择性记忆。谣言心理研究的先驱奥尔波特曾在实验条件下，认为谣言的信息异化具有以下三个过程：拉平、锐化和同化，主要有以下过程：加入幽默有趣的虚假消息；加入令人震惊的鲜为人知的细节；删除一些限定性的语法和条件；简化一些特定情节；添加一些更为熟知的细节。

　　谣言的产生除了与人的理性缺失有关外，还与焦虑、恐慌、愤怒、期望等心理有关。基于此，谣言的治理除了奉行“谣言止于智”外，还应该同时确立另外几个相关原则：

　　其一，“谣言止于知”。谣言的产生往往是公众面临安全威胁时集体求知的行为，有时是一种“投石问路”的特殊方式，因此，发生重大谣言时，政府必须在第一时间发出权威声音占领舆论主动权。应该注意的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也需要政府对节奏的把控，不能盲目求快，把握好时、效、度的平衡。

　　其二，“谣言止于制”。正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法律制度的完善是治理谣言的关键。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墨西哥、印度等国家都颁布了相关法律，对制造网络谣言者处以罚款、徒刑甚至终身监禁的处罚。我国也应该完善相关法律，并对谣言与言论自由划清界限，有法可依，有的放矢，保护公民的正当权利。

　　其三，“谣言止于治”。谣言有赖于良好的社会治理，它既需要政府重拳出击，也需要善用社会民间力量，协同合作。如恐慌类、泄愤式的谣言需要政府第一时间发布权威消息，生活类、科普类的谣言则可以依靠民间力量完成，而娱乐类、期望表达的谣言往往并不具备破坏力，可以依靠网民的自我净化。因此，最佳辟谣方式应是政府权威信息供给、传统媒体及时跟进、网民的自我净化（意见领袖、民间组织、网民相互讨论）三者联动协同完成。

　　总之，谣言的传播动机非常复杂，绝不仅仅是提高公众理性和媒介素养就能遏止，必须通过系统化手段，进行差异化管理，才能有效遏制谣言的传播。

　　（作者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