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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晋:以色列的海湾国家外交突围
//m.auribault.com 2015-12-04 来源: 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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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全世界都在关注由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而引发的中东形势之时,以色列却在外交领域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与行为。近日以色列外交人士正式表示,以色列将向总部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的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派驻外交级别的代表团,在当地设办事处。这是以色列首次在阿联酋公开设立办事处。一直以来,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如果能够成行,这将是首次有一名以色列外交部官员长期派驻阿联酋。

  应当指出的是,除了埃及和约旦,当前以色列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而此次派驻阿布扎比的以色列代表团同样是以“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代表团身份进驻阿布扎比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色列真正突破同阿联酋以及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外交困局,仍然没有实现。

  不过,这次派遣外交团队,意义仍然非常重大。首先,能够向阿联酋派驻外交团队,事件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阿联酋对于以色列外交立场的某种松动。如果我们进行对比,就会发现2013年伊朗和美国关系松动时,美国同样没有允许伊朗在境内设立正式的大使馆或者代办处,但是通过伊朗向纽约派驻联合国代表团,以此沟通双方的立场和关切。而上世纪70年代中国和美国建交之前也没有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中国驻纽约的联合国代表团同美国之间保持的联系和沟通,为其后中美建交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色列向阿联酋派驻国际机构的外交代表谈,意味着以色列和阿联酋的双边外交关系有了较大的突破。

  其次,这是以色列近二十年来第一次向海湾国家派驻外交团队。上一次向海湾国家派驻外交团队,还要追述到1996年的卡塔尔,当时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进程”刚刚起步,海湾国家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也有所松动,各国之间的双边和多变贸易也如火如荼。在此背景下,1996年以色列曾经向卡塔尔首都多哈派出了一个“商务代表处”。尽管外交层面的“商务代表处”距离“使馆”有着较大的差别,其实在很多层面,“商务代表处”可以视为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的外交代表团。只不过2000年之后,由于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地区爆发了“第二次大起义”,巴以关系恶化之后,以色列在多哈的代表团驻地被卡塔尔勒令关停。尽管随后不久卡塔尔提出,如果以色列允许卡塔尔将包括建筑材料在内的援助物资运送入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地区,卡塔尔将允许以色列重开在多哈的商务代表处,但是以色列婉言拒绝。从2000年到如今,这是以色列外交代表团第一次回到了海湾国家,其意义重大不言自明。

  第三,此次派遣代表团,也预示着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原有关系模式的松动。其实从美国和伊朗关系2014年趋近以来,尤其是国际社会和伊朗达成了核协议之后,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对于伊朗影响力扩张的关注,就已经超越了对于传统“巴以冲突”的关注。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的海湾国家如阿联酋、卡塔尔和阿曼,都在《奥斯陆协定》后同以色列保持了一定时间的互动,一些以色列领导人如拉宾、佩雷斯等都曾经访问过这些海湾国家,甚至也达成了一些合作意向。但是这些良好的合作势头最终被2000年的巴以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二次大起义”所打断,似乎给观察者以“巴以关系”决定“阿以关系”的印象。而如今,巴以之间关系再度僵冷,频繁发生的巴勒斯坦人袭击以色列目标事件,似乎也将世人引向了巴勒斯坦“第三次大起义”将爆发的印象。但是2011年之后阿拉伯动荡改变了原有的阿以关系模式,巴以问题不再是决定阿以关系的核心问题。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在抵御伊朗的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尤其是美国“撤离中东”以及伊朗重回国际社会之后,以色列和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共同需要。在此背景下,以色列成为了能够进行合作的伙伴而不再是零和博弈的对手。就连海湾国家的核心沙特,也显示出了同以色列的某种互动与沟通,如今年6月沙特联合军事委员会的顾问、退役将领安瓦尔就在华盛顿与以色列著名外交人士古勒德会面,以非正式的名义共商国政。需要指出的是,古勒德同现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关系甚密,普遍认为是内塔尼亚胡的重要外交智囊。因此两人的会面,也显示出海湾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对于双方关系的需要。

  尽管以色列和海湾国家有着重新合作和走近的理由,但是阿联酋之所以能够同以色列率先实现“外交突破”,除了国际机构这个“由头”之外,更重要的恐怕是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急切的相互需求。阿联酋自己在利比亚问题、埃及问题和叙利亚问题上同其他海湾国家尤其是卡塔尔之间利益相左,因此在沙特王室转而“团结阿拉伯逊尼派”对抗“伊朗什叶派”的方针之下,卡塔尔和沙特关系重新趋近之后,阿联酋需要寻找新的战略力量制衡卡塔尔。同阿联酋类似,以色列也担心穆兄会在后穆尔西时代的埃及死灰复燃,而面对土耳其-卡塔尔组建的支持穆兄会联盟,埃及仍然自顾不暇,科威特和阿曼太过弱小和温和,沙特则更专注团结内部力量,因此只能选择相对积极和主动的阿联酋。在此背景下,同样担心哈马斯-穆斯林兄弟会复苏所带来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扩张的阿联酋和以色列,就能够率先走到一起。

  以色列和阿联酋的重新趋近,反映出两国之间在2011年阿拉伯动荡后所面临的国际局势变动后的外交选择,也预示着两国之间存在着更多的相互利益和共同关切。尽管如此,在巴以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的前提下,阿联酋和以色列由开始外交破冰到外交关系完全正常化,恐怕还要更多的时间与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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