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袭击在巴黎发生后,法语社交网站被一条视频刷屏,内容是有记者问一个四五岁的法国男孩:你明白这样的事为什么会发生吗?

　　孩子说:我知道,因为他们是非常非常坏的人。我们要小心一点,恐怕得搬家吧……

　　父亲温柔地打断男孩:别担心,家在这儿,我们哪儿都不去。

　　但是坏人有枪,可能也会开枪打我们的。男孩对父亲说。

　　“是的,但我们有鲜花!”父亲指向身后的袭击现场,满满都是悼念受害者的鲜花和蜡烛。“我们用鲜花反击枪炮。”

　　面对疑惑的儿子,父亲再次强调“这些鲜花和蜡烛能够保护我们远离坏人。”

　　这段视频打动了无数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却被一名以色列专栏作家讥讽为:刚挨了一巴掌,欧洲人已经准备好送上另一边脸了!

　　“过于残酷复杂的真相可以瞒着孩子,但欧洲的问题在于,”他写道,“在于太多成年人居然真的相信‘鲜花蜡烛’能够抗衡狂热的宗教极端组织及其摧毁西方文明的努力。作为一个以色列人,我简直可以想象恐怖分子哈哈笑出声的嘴脸!”

　　恐怖袭击之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向恐怖主义开战。法国国内传出质疑声:发动战争前,我们为什么不先试试用“爱”解决问题?

　　《圣经·申命记》中说:要善待异乡人,因为去了埃及你也是异乡人。这句话强调的是以己度人的最大化包容。如果这句话可以部分解释那些有一定代表性的、宽厚到近乎天真的欧洲声音,那么下面这句犹太谚语则可为以色列对待外人的态度代言:

　　敬待他人,但永远保持警惕。

　　由于与阿拉伯世界龃龉多年,以色列曾是各类恐怖活动发生频率最高的地方之一:绑架、劫持、枪击、爆炸……这些都是以色列登上媒体头条的高频词。恐怖袭击最密集期间,耶路撒冷大概几天就会发生一起。公共汽车、菜市场、超市、街道边等人群密集的地方,都是恐怖分子最中意的位置。

　　几年前,耶路撒冷曾遭遇一场六七年里最严重的炸弹袭击。一个装有两公斤炸药的箱子被丢在汽车总站,在下班下学高峰期,被人用某种方法远程引爆。

　　整个耶城都听到了那一声巨响,我们的办公室离爆炸现场只有几百米,状况可想而知。

　　当时我正和雇员在南部出差,在收音机里听到快讯之后抄起电话往回拨,发现所有在耶同事的手机都不通。

　　雇员在旁边冷静地说,从来都是这样的。每次爆炸之后,所有人都拼命给家人朋友打电话问平安,手机网络拥堵了。

　　在这个地方,无主箱子通常带有某种特殊的危险含义。当人们在路边发现一个箱子,往往会立刻报警,警方的专业拆弹小组会飞快赶来处理,碰见的确可疑的,就直接丢进防爆桶炸掉。

　　一个在耶路撒冷打工的中国厨师给我讲,几年前,他亲眼看见一个纸箱子从疾驰的卡车上滚下来,旁边有人喊了一声,只短短几十秒,原本繁忙的闹市跑得空无一人。

　　以色列人看热闹的兴趣之大,绝不亚于中国人。惟独对爆炸物的恐惧,已经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这大概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道理。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爆炸渐渐少了,几乎没有了。甚至曾经那样的警惕性,也在平静中懈怠了。但那次爆炸,把很多人炸回了几年前。

　　爆炸之后,我和雇员站在海边一家冷饮店的喇叭下听广播直播。他姐姐坚持不懈拨了几十分钟后终于接通了他的电话,她在电话那头嘤嘤地哭,说:我们又要回到那会了么?这国家又怎么了?

　　我们的雇员平静地说,姐你抬头看看,我们早就知道这个世界已经疯了,不是么?

　　对一切恐怖活动有所准备,学会用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消化、应对,就这样成为普通人日子的一部分。而在国家层面的实际过招中,一套具有鲜明以色列特色的反恐方法逐渐形成,这套方法简单粗暴却立竿见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爱”从来不是以色列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手段之一。

　　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很多人想起了也曾饱受恐怖袭击之苦的以色列,认为应复制推广严苛的“以色列经验”。

　　但以色列的反恐经验绝不仅仅是增加几道安检门、出台几条出入境管控方法那么简单。这套反恐法的核心原则是,首先假定所有人,特别是阿拉伯人,都是恐怖分子或可能实施恐怖活动的潜在人群,然后通过检查推翻假定,或主动采取措施消灭可能性。

　　修建隔离墙,封锁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人进出设定苛刻的条件,打击“尚在酝酿还没动手”的恐怖活动毫不手软……这些措施引来无数外界指责,但一名以色列老兵如此解释其中的逻辑:战争不是拳击比赛,没有人遵守规则,当你不能先把敌人按在地上,下一秒趴在地上的就是你自己。

　　也就是说,还击是自卫,主动出击更是“预防式自卫”,只有身边的人都失去了伤害我的能力,我才是绝对安全的。

　　这样的方法不合法、不合理,却行之有效,竟也吸引了不少拥趸。一名建议法国学习以色列的美国专家总结了一套“以式反恐法”,其中一项是:请接受这一点,“威慑”的手段本来就不公平。

　　“既然恐怖袭击者对死亡或肉体伤害无动于衷,你必须用他们最在意的东西威胁他们。比如以色列毁坏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家庭住所,这样的做法或许并不‘公正’,但为了打击这些家庭为‘圣战’事业提供‘殉道者’而获得的巨大社会认同和经济利益,这类手段必不可少。”

　　此外,他还呼吁全社会对“恐怖分子”采取精神隔离,要让“与恐怖分子有关联”这件事在法国成为一种极不愉快的体验。

　　这样的论调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站在道德制高点,以“人性”“正义”之名做出非黑即白的绝对判断,再用“文明”的手段将各种新的恶正当化,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受害者的法西斯主义。并非一切反抗邪恶的做法都是绝对正义的,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善恶难辨的灰色地带。最骇人的恐怖,往往不是由嗜血狂魔或虐待狂发动的惨案,而是由那些真的以为自己是在追求高尚目标的人一手酿造的。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人们纷纷慨叹野蛮反扑的来势汹汹和文明的节节败退。但恐怖主义并不是文明与野蛮冲撞的产物。我脑中忍不住想到两个场景——一个场景是黑衣恐怖分子手持AK47在巴黎音乐厅、体育场向平民开枪,他们枪法专业,训练有素,出手果决；另一个场景则是在巴黎郊区举办的欧洲武器装备展,衣冠楚楚的人们从世界各地赶来,一边斯文地享用茶点,一边分析比对各类新型武器的新功能,研究如何更加高效又精致地杀人。这两个场景不断穿插变换,令人毛骨悚然。

　　恐怖袭击的最大影响,不仅仅是有多少人死伤,还有人们对这世界失去了多少安全感,以及杀戮与报复种下了多少仇恨,仇恨的土壤里又将长出怎样的黑色花朵来。

　　对此,玫瑰无力,枪炮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