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至5月怀孕，预产期就是春节前后。对于孕妇来说，除了临产前的紧张害怕，还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过年期间医生不够无法手术，医院电脑系统升级无法录入信息而被拒收……猴年春节，四川省营山县25岁孕妇周红就真的亲历了此遭遇。（2月22日《华西都市报》）

　　医院电脑系统升级无法录入信息，乃至春节医生人手不够，或许都是事实，但绝不是不去救治病人的理由。电脑系统不能录入信息，与医生救治病人没有丝毫关系，关联的就医手续完全可以等升级后再行补办，不妨碍治疗。至于人手不够，临时通知医生做手术并非不可行，事实上孕妇被拒后转到另一家医院，也只有一名值班医生，通过电话叫来另4名医生完成了手术。其实，归根到底拒医不是不能，而是不为。

　　“拒收”应为医疗职业行为的禁区，否则，“拒收”会找到N种借口，系统升级、医生休假、没有药品、无钱垫付等等，一旦泛滥便成为损害医患关系的又一扇破窗。事实上，“拒收”并不鲜见，在自媒体时代倒是时有听闻。这些案例，要么是医院害怕风险，不愿意收治，要么是医生不愿意作为，有意推诿，但都是把小集体的利益、个人的私利，摆在公共利益前面，漠视患者利益，无视公益使命。

　　当然，批判“拒收”患者，止于道德褒贬，作用式微。譬如个案，孕妇被拒，医院道歉仅限于“说法”意义，自罚一杯不能替代医院、医生对行为应付出的代价。这也从一定程度折射出捍卫医疗伦理法规底线的缺失。一方面，医疗法治约束还显得很软。医院“拒收”患者，只有造成后果时，才可能因为构成侵权，而承担民事责任，不仅成本低，追责的主体还只是医疗机构而非医生，无助于对“拒收”的刚性约束；另一方面，患者投诉与维权以及评价渠道的或缺，行政监管失软，患者投诉与评价作用，难以倒逼监管力量从医生从业资质、医疗机构利益等作出匹配的成本处罚。

　　“拒收患者”不能道歉了事，不仅行政的监管要介入，问责要跟上，个案之外还要完善法规制度，将医疗伦理关进法治的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