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缓解儿童医院就医难、儿科医生短缺，国家卫计委近日下发《通知》，今年起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儿科和院前急救岗位从业人员，开展加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名为加分，实则降分录取”，这一政策，引发争议。哈尔滨医科大学外科学硕士李清晨、南方医科大学的副教授赖梅生等人通过网络都发出了反对声音，也有观点认为降分幅度有限不至于降低儿科医师执业水平。（8月6日澎湃新闻网）

　　资料显示，2012年我国儿科医生每千人占有量为0.43位，参照美国每1000个儿童1.4558个儿科医生的比例，以此推算，中国儿科医师的短缺数至少达到20万。据2012年《中国卫生年鉴》，2011年全国儿童医院仅79家。

　　另一方面，新一代儿童的父母，健康意识显著增强，会主动收集了解患病医疗常识，发现孩子有发病症状时，会更为主动的将孩子送到医院诊治。两方面因素交叠，使得各地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均常态化呈现人满为患状态。

　　儿科医生严重不足，与专业人才培养出现长期断层密切相关。《羊城晚报》6月8日报道，1999年教育部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调整，取消了儿科学专业，事实上切断了儿科医师的稳定来源，导致16年来，我国新型儿科医生培养机制一片空白。此外，儿科医生面临着较高劳动强度和执业风险，完成诊治面临儿童无法清楚描述症状、病情、病因的特殊困难。当一名儿科医生，很可能意味着要比同行值更多的班，遭受患者家庭更多的误解，收入和发展空间也不具备优势，这当然使得儿科难以成为医生、医科生的首选。

　　很显然，儿科医生不足，并非因为准入门槛过高，反过来，通过特定形式的降分，来降低准入门槛，并不能起到激励更多人报考、从事儿科岗位的作用。若降分有限，确实不会太过明显的降低新通过的儿科医生的执业水平，但激励报考的作用也将无从发挥。如果大幅降分，就将使得儿科医生在现有各科室、各类岗位医师之中并不算高的地位，发生进一步下滑，患者的家长将有理由对医生提出更多挑剔甚至刁难，刺激相对更多的儿科医生离开儿科。

　　降分激励更多人报考（某个学校、某项专业、某类招考岗位），降价带动（特定商品或服务的）更多销售，这是社会和经济领域常见的举措及反应方式。但一旦干扰因素过强，就可能超出降分、降价因素所可能实现增强的驱动，例如，社会舆论普遍不看好某类岗位或某个学校，消费者对特定商品或服务充满厌恶感，无论降分、降价幅度有多大，都将无法转化为更多的报考或购买，除非先行排除或降低干扰因素的作用。

　　降低儿科医生准入门槛，希望由此缓解儿科医生短缺现状，却回避造成这种短缺的实质性原因、关键矛盾。这当然难以取得预期效果，也是主管部门回避责任担当、敷衍行业痛点的表现。如果不能切实正视儿科执业压力过大、待遇保障不高等关键问题，不能尽快解决医学院校儿科学专业设置不足的困难，儿童就医难、儿科爆棚状况会延续下去，拖延越久，解决问题的难度和成本就会变得越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