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1日）媒体消息，浙商总会280多名理事日前在杭州召开经济形势研判会，浙商总会会长、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会上表示，总商会决定不了企业家们做什么，但可以决定不做什么，所以提议浙商给自己定四条纪律：不行贿、不欠薪、不逃税、不侵权。

　　这不是马云第一次提“不行贿”三个字。上一次是在去年10月浙江商会的论坛上，他倡言浙商“永不行贿”，并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对此进行了解释，“我们国家反腐是下了‘壮士断腕’的决心，在这种决心下，企业如果还去行贿，这个市场、社会就没希望了”；“阿里巴巴也许不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但这么多年来，我没有给任何（向外面）行贿的机会。”

　　阿里巴巴的确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然马云也不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创业教父，甚至超出商业领域，被大众赋予了一种励志人格。只有庸俗实用主义横行的时候，理想主义的做事方式才显得稀缺；只有潜规则被当成明规则使用并已经成为惯例的年头，将“皇帝的新衣”公开说破才显得有魄力。不仅说破却又没有影响成功，更让人对政商环境的改变平添了一点希望。

　　只是，这种改变的希望仍是出现在传统的政商关系格局之下。“不行贿”一说，肯定有对传统政商逻辑的反拨、对市场化时代商业行为正常化的一种引领，但找到这种引领的时机，却是建立敏锐把握反腐态势和政治动向的能力之上，建立在和当前政治风向同向的判断之上，也建立在对施政者诉求的细腻理解之上。提出“不行贿”、借反腐东风推出商业理念的做法，恰是在传统政商格局中历练出的功夫，反向印证了政府动向对商业的巨大影响。

　　这正如，在公务员离职潮的讨论中，很多分析者只看到了吏治整顿对于公务员隐性福利的削夺，却没有看到它实际上对一元权威的社会结构的强化，而正是后者，使公务员的职业更加“安全”。新动向对旧格局的松动，仍然是建立在更高明的使用旧格局的方法之上。

　　在一本书中，财经作家吴晓波以古鉴今：“（历史上）发展经济必须放活民间，实现繁荣，而繁荣日久，地方势力就会做大，商人就会骄纵，中央权威就受到挑战。此时更需要集权式的变革，加强中央权威和控制力，可是如此势必消减地方，侵蚀民间，造成生产力的下降，最终仍然会导致政权新一轮的不稳定。至此执政者面临考验，是任由矛盾激化，还是再度放权让利，促使经济复苏？”

　　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是个考验。但抽离这个二选一的题设，更令人困惑的问题则是，主动权全在“政方”的政商逻辑，难道不应该在近代化之后有什么改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