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充代驾司机专挑醉酒车主，快到目的地借故离开，之后团伙配合剐蹭讹钱。近日网传的郎永淳醉驾案“另有真相”，尽管未得到确证，却再度引发公众对“代驾碰瓷”的关注。媒体借此报道了某些代驾司机特别是黑代驾的“地下生意”——带醉酒女司机开房拍下裸照勒索；收费随意，到了目的地后临时加价，还会为抢地盘打群架；部分代驾司机醉酒驾驶……让人触目惊心。

　　漫天要价、肇事逃逸、“做局”挖坑、盗窃财物……这次第，岂一个“乱”字了得。“有所谓趁火打劫者，临时之盗也。”清代作家徐珂在《清稗类钞》里，将“利人之危而乘之”之举称作“盗”。而诸如设局碰瓷、趁车主不省人事拍裸照式的“趁醉打劫”，又何止是盗？很多敲诈勒索行为，其性质恶劣程度远甚于盗窃。

　　一边是代驾市场快速增长，统计显示，2016年全国代驾行业总产值达154亿元，今年上半年我国互联网代驾市场规模达29.65亿元，其中最大的应用场景就是酒后代驾；一边是乱象丛生，虽然很难说能以“乱”概全，可毒疮纵非遍布仍是毒，若这些毒疮不尽早剜除，代驾行业迟早要为其背上黑锅，信誉受创。到那时，黑代驾恐怕会让整个行业付出“代价”。

　　车主和代驾的陌生人关系，车主醉后防范能力减弱的状态，都决定了，防止被黑代驾坑，不能只靠车主及其身边人多“长点心”，也不能主要靠后置性的法律惩戒去警示。用合理而缜密的监管“反黑”不可或缺。

　　说起来，早在2011年（也即我国酒后代驾服务出现的第7个年头），《刑法修正案（八）》明确醉驾可以入刑之后，代驾行业无主管单位、无准入门槛、无统一标准的“三无”情形就受到了密集关注。

　　6年过去，在醉驾入刑的助攻下，代驾行业从之前的缓慢生长期步入快速成长期，可这“三无”局面仍未根本改观——虽说今年终于有了非强制性的推荐行标《代驾经营服务规范》，可国家层面的制度规范依旧欠缺。代驾行业的“黑”与“白”，也傻傻分不清楚：该行业跟运输合同、雇用合同、承揽合同、委托(服务)合同都沾边，但又不能归于其类；运管、交警、劳动、物价等部门监管范畴似乎都与之有交集，但又都难以插手去管；“江湖规则”也在行业通行，有的代驾靠拳头划地盘，有的则跟酒店绑定，每月足额交管理费承包专属揽客区域……

　　对于蓬勃生长的代驾特别是互联网代驾行业，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未尝不可，但起码要让其摆脱管理无序的局面。黑代驾“趁醉打劫”，很多正规代驾司机却面临出事故可能需自掏保险、工资提现周期没到公司跑路、被醉酒司机殴打的痛点，如此情景不该继续。

　　每次代驾纠纷，本质上都是对代驾立法的催促。而今随着纠纷的频密、隐忧的普遍，通过对相关单位各明其责，严格代驾企业与司机的准入门槛，实行持证上岗，明确“车主-代驾公司-司机”的权责关系，包括将代驾责任险变成强制性责任保险，已迫在眉睫，而不宜再久等。

　　对代驾行业的监管不以混沌的“醉驾”状态运转，是保护车主和正规代驾权益的前提。这道理已不新鲜，可只要乱象频仍一日不消，对代驾立法的呼吁就一日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