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意大利修宪公投结果出炉，被改革派寄予厚望的宪法修正案最终没能获得多数支持。受此影响，欧元一度暴跌，总理伦齐在当天宣布辞职。欧洲迎来了英国退欧投票后的又一次“公投冲击波”，而伦齐则成为半年内欧洲被公投击倒的第二位大国总理。

　欧洲的又一次“公投冲击波”

　　意大利此次修宪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行政效率和政治领导力。具体则包括通过减少席位、取消参议员普选之类的举措削弱参议院权力，以及收回属于地方政府的一些权力以提升中央政府的决策力等。

　　2014年2月，伦齐成为意大利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这位1975年出生的领导人，在任职两年之后不惜以总理宝座为赌注推动修宪公投，并最终因而下台，其原因不能被归结为年轻莽撞或政治经验不足。与卡梅伦政府发起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和退欧公投更多只是在兑现竞选承诺有所不同，伦齐发起的修宪公投并非一种被动的、防御性的政治赌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伸张一种政治主张，最终实现其改革意大利现状的政治抱负。

　　在竞选时，伦齐多次指责当时担任总理的莱塔政府改革拖沓，决策缓慢，缺乏应对国内关键问题的政治勇气。不过，担任总理两年来，伦齐虽然实施了一些改革，但意大利经济持续低迷和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扭转。对于一个怀有改革梦想、希望有所作为的年轻政治家而言，这种局面显然不是他所希望的。

　　伦齐之前的两位意大利总理都深谙经济运行机理，在欧债危机最深重的2011年临危受命的马里奥·蒙蒂甚至本身就是极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对意大利经济社会问题的症结也有相当深入的理解，但却无力落实自己的经济主张。伦齐看到了政府疲弱的症结不在经济本身而在政治领域，并试图改变，但最终还是归于失败。

　　在此次“公投冲击波”中倒下的不只是意大利历史上最年轻的一届政府班底，还包括该国加速改革的希望。伦齐代表的改革派受到沉重打击，而“五星运动党”等反对力量则士气大振，这甚至可能影响到意大利今后的长期政治走向。修宪派的失败意味着改革步伐不得不放缓，意大利国内经济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而摇摇欲坠的金融系统、疲软不振的经济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则可能造成意大利激进政治势力的持续上升。

　欧洲一体化面临新考验

　　“公投冲击波”还关乎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在英国退欧前后，专门用于指代英国退出欧盟的“Brexit”一词成为热门词汇。在英国公投后，描述其他成员国退欧问题的专门词汇不断涌现，如Italeave（意大利退欧）、Departugal（葡萄牙退欧）、Finish（芬兰退欧）、Oustria（奥地利退欧）等。这些新生词汇虽然有调侃性质，但折射出了欧盟的离心倾向。在上述存在退欧风险的国家中，意大利既是英国之外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唯一在1952年欧洲煤钢联营成立时即是创始国的欧盟“元老成员”。此次修宪公投之后，主张退出欧元区的“五星运动党”得势，可能会使意大利成为继英国之后脱欧运动的新中心。如果意大利退欧成为现实，其对欧洲一体化事业的打击绝不亚于半路加入、与欧洲大陆一直貌合神离的英国退出。

　　自2009年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欧洲一直动荡不安。除了疲软的经济，英国退欧危机、难民危机、恐怖袭击威胁等多重危机笼罩下的欧盟弊病重重却又改革乏力，导致“疑欧主义”和反欧洲一体化力量不断壮大。处在欧盟官方和本国民众夹缝中的成员国政府，日子都不好过，更迭频繁甚至政府难产在一些国家已经成为常态。

　　欧洲一体化的进展有赖于多重博弈的同时达成，尤其是地区国家之间的相互一致、成员国与欧盟官方的一致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一致。当前，在成员国之间分歧加大、民众反体制情绪高涨的背景下，多重博弈同时达成的可能大大降低。欧洲一体化在短期内已经难有进展，甚至在英国退出后还可能再次出现严重倒退。

　　欧洲的一体化虽然也制造了一些问题，但它毕竟是二战以后欧洲结束战争、缔造和平的关键保障。回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欧洲一体化进程一直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危机，其取得的重大成果甚至往往是由危机而催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仍需要对欧盟及其代表的一体化事业抱有耐心和信心。

　　几乎在意大利修宪公投的同时，奥地利总统大选尘埃落定，民粹色彩浓厚的极右翼候选人霍费尔败北，绿党领导人范德贝伦当选。对于欧盟而言，这显然是个好消息。

　欧洲的沉疴和世界的痼疾

　　欧洲是近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最早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也是被学者视作最早进入“后现代国家”的地区。二战结束后，欧洲一方面在一体化的道路上迈进，国家主权部分“上移”到欧盟及其前身代表的地区组织层面；另一方面，主权国家政府的权力也出现了“下沉”趋势，开始更多向国内自治组织和民间社会分散。欧洲的这种“后现代转向”被一些人解读为未来世界政治的趋势。在乐观者的欢呼声中，“没有政府的治理”一类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不过，在经历了现实世界中“治理失败”的惨痛教训，并经过理论的反思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回归常识和传统，重新将强大的政府视作国家稳定和繁荣的基石。

　　从上述理论演化的视角观察，二战以来欧洲政治变迁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在于“架空”了国家的政治领导力量，导致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变得越来越虚弱。欧洲债务危机发生后，欧盟问题重重，旧病未愈，新疾又来，各国国内同样弊病缠身，矛盾层出不穷。不过，欧洲的难题从来不在于探寻“病因”。事实上，相当多的政治家和研究者对于欧盟和成员国内部问题的根源，都有相当清醒的认识，甚至开出了高明的药方，但问题在于，谁都无力行动。

　　问题并不局限于欧洲。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一场历史性的大危机。危机虽然已经开始8年有余，但世界经济政治领域的诸多迹象表明，它远未结束，而是逐渐发展成为国际社会中的“新常态”。在“危机常态化”的世界经济政治图景中，不满情绪的蔓延带来了“全球愤怒”。无论是美国的“特朗普现象”，还是欧洲的“公投冲击波”，都代表了世界政治中反体制力量的兴起。

　　应当承认，“全球愤怒”和反体制力量崛起是对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分化和不公正等弊病的回应，有其滋生的现实土壤。不过，在民粹主义浪潮和激进政治席卷全球之际，理智的人们除了批判，更应当致力于建设。当政府乃至整个体制都成为众矢之的时，谁来建设可能是激进和反体制力量从未认真考虑的事情，因而他们最多只能做到打碎旧世界，却永远不可能建立一个新世界。陷入混乱的欧洲或世界，或许应当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中寻求启示，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把稳定和建设作为当前的第一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