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道说，广西南宁市江南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大队长陈美杏，20多年来真诚帮助劳动者解决讨薪难题，先后为农民工追讨拖欠工资近4亿元，与她打过交道的农民工都亲切地称她“讨薪大姐”。

　　这应该是正能量的新闻，但有人却不这么看。有评论说：就像一个地方破获的案件越多，一方面说明当地警方工作扎实，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地治安情况堪忧。“讨薪大姐”为农民工讨薪成绩卓著，一方面说明了“讨薪大姐”及其同事们为此而付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欠薪案件多发频发，当地的劳资环境还很不和谐。换句话说，“讨薪大姐”不仅要把精力放在讨薪上，更要把精力放在杜绝欠薪上……

　　想想也是，自从有了“农民工”这个名词之日起，“年终讨薪”也便成为一年一度想绕都绕不开的“景观”、“行业规则”。可以这么说，“讨薪”与农民工如影随形，成为与农民工相伴左右的特殊词汇，以至成了年终“标配”。当然，我们也承认，这些年来在化解农民工欠薪问题上，上上下下做了很多努力：“恶意欠薪罪”入刑了，行政执法更主动，监察执法与法律援助联动更通畅，工资保证金等制度也在完善之中……有各方的重视、有法律的保障、有治理的给力、有制度的支撑，欠薪问题相对过去有所缓解。但在现实之中，在一些地方，这一道道防护墙还是时有失灵。从跳楼以死相逼，到各种“歪门邪道”，再到酿成一件件悲剧，近年来，农民工讨薪行为居然被冠以“行为艺术”的标签，这让人心寒的背后则是法律的缺失，执法的软肋。

　　一道“讨薪题”，为何多年解不开？小马飞刀以为，问题出在偏重于事后查处，事前预防监管不力上。有关部门与其年关与欠薪单位“算总账”，不如把劲用在日常监管上。如果月月按时足额支付工资，又岂会出现年底讨薪？如果工程不层层转包，又岂会出现“大包”“二包”“三包”面对讨薪工人的推诿扯皮？可以说，治理欠薪问题，其落脚点是法律制度约束，突破点是坚持严格执法。对于恶意欠薪者，只要满足相关罪名的构成要件，就一定要予以追究，决不允许法外开恩。只有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推动，农民工讨薪才会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