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死缓和减刑制度的防线，用制度封堵“提前（钱）出狱”的可能，让重特大贪污犯把牢底坐穿，才能发挥刑罚的威慑力，坚守刑罚制度的公平底线，让老百姓在每一起贪官死缓判决中，都看到“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的公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规定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过重、判处一般死缓又偏轻的重大贪污受贿罪犯，可以决定终身监禁；终身监禁一旦作出，就不受执行期间服刑表现的影响。

　　终身监禁是介于死刑立即执行与一般死缓之间的执行措施，但又比一般死缓更为严厉。去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规定，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此次两高发布的《解释》，对终身监禁的具体适用从实体和程序予以明确，特别明确凡是决定终身监禁的，在一、二审作出死缓裁判的同时，就应当一并作出终身监禁的决定，而不能等到死缓执行期届满再视情而定，并以此强调终身监禁一旦决定，就不受执行期间服刑表现的影响。这意味着，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员，虽然有可能“免死”、减为无期徒刑，但是经过法院的裁定后，或面临终身服刑、牢底坐穿，没有申请减刑、假释的机会。

　　在严格和控制适用死刑、对经济犯慎用死刑的新形势下，司法实践中对贪腐官员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个案已逐渐减少。十八大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官员并不多，只有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等少数人，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中石化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陈同海、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等贪官都是被判死缓。死缓往往成为官员的“免死牌”，判处死缓后往往可以减为无期徒刑，而无期徒刑是减为有期徒刑的一个重要台阶，再减为有期徒刑，则落马高官仍有机会重见天日。

　　很多贪腐官员都曾经握有实权，拥有能量不可低估的“朋友圈”，只要被判处死缓，就存在着减为无期徒刑再减为有期徒刑的可能，甚至出现“以权赎身”、“提前（钱）出狱”的可能。为防止这种“潜规则”大行其道，对贪污受贿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有必要实行终身监禁，用制度封堵“提前（钱）出狱”的可能，在刑罚执行这个司法的最后一个环节坚守司法公正的底线，让罪大恶极的贪官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我国刑事政策的长远目标是减少、控制死刑，贪污贿赂犯罪这类经济犯罪更要慎用死刑。然而，公众对反腐的呼声高涨，贪污受贿犯罪是职务犯罪中性质最为严重的两类犯罪，鉴于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在逐渐减少、控制死刑的前提下，出台死缓限制减刑、假释的规定，既能体现严打腐败的从严一面，又符合控制死刑的目标，有助于重塑“死缓”的法律威慑力，将对那些肆无忌惮大行腐败的官员起到巨大的警示作用。对于巨贪处以不杀但又永无机会重见天日的终身监禁，是司法最佳的现实选择。

　　在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的法治条件下，要实现严厉惩治腐败犯罪的目的，必须务实而理性地完善死刑替代措施，填补刑罚执行中的漏洞，对重特大贪污犯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的确是既能体现严惩腐败，又能控制死刑而无损法律威慑力的现实选择。今后要防止出现对重特大贪污犯适用死缓时“心太软”的纠结，该适用死缓的坚决适用死缓，不能滥用无期徒刑替代死缓。

　　刑罚是维护司法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筑牢死缓和减刑制度的防线，用制度封堵“提前（钱）出狱”的可能，让重特大贪污犯把牢底坐穿，才能发挥刑罚的威慑力，坚守刑罚制度的公平底线，让老百姓在每一起贪官死缓判决中，都看到“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的公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