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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部长通道”受访时,就“号贩子问题”向媒体表示,“我要感谢那位姑娘,一声吼(发网帖怒斥号贩子),推动了老大难(号贩子)问题的解决。”
但是,号贩子问题的缓解,并不代表着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也已经解决,更不代表着医改已经到位。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2014年,我国每千人拥有执业医生数量为2.1个,其中城市为3.5个,而美国在2000年以后,每千人执业医生数量为2.4—2.5个之间。换言之,从数据上看,我国医疗资源的供给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并不大,为何老百姓还感觉到看病难呢?
事实上,老百姓口中的看病难,主要指大城市的大医院看病难。一线城市大医院挂号一号难求,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却发现,在北京的三级医院就诊的病人中,起码有30%—40%并非疑难杂症,不应到三级甲等医院来就诊,在基层医院就可以解决问题。甚至,河北一些家庭的孩子患感冒都跑到北京儿童医院来看,这实际是一种资源浪费。
据北京市卫计委统计,全市三级医院中,外来病人超过三分之一,每天高达70万人次。在外地来京病患中,河北省所占比例最高,而距离北京只有一河之隔的河北燕郊,当地新建的三甲医院却病人不足。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卫计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表示,“号贩子”现象之所以这么普遍,根源还是在于医疗资源过于集中,患者多数都集中到医疗水平较高的三级医院去看病,客观上引起了挂号难。
人们之所以涌入一线城市大医院来看普通病,是因为对基层医疗不信任,担心自己的病情在基层医疗机构“被耽误”。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投入力度,确保基层医生留得住,是破解看病难的关键之处。全国人大代表甘连舫表示,在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应把大医院都疏散开来,不要都将优质医疗资源布局在城市的中心或主城区,多向城市周边或者卫星城市布局,优化医疗资源供给。
其实,除了医院,还曾有一个地方票(号)贩子云集,那就是火车站。而今年春运,票贩子的活跃度已经大为减少。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高铁建设增强了运输供给,二是运用互联网手段来确保现有资源相对公平分配。
火车买票难的相关环节能否为解决看病挂号难提供一些启示呢?在供给层面,强化基层医疗水平的同时,还要加强分级转诊体系构建,打通基层医疗机构和大型医疗机构之间的转诊屏障,还可以引入多种资本进入医疗领域,满足不同群体的就医需求。在资源分配层面,是不是也能通过“互联网+医疗”等新兴手段,避免人为挂号、加号带来的资源配置不公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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