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论断，彰显了我们党在新时代抓好经济工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心和信心。纵观建党96年来的历史，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早在1922年7月，就领导创办了中国工人阶级第一个经济事业组织——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并发行了首枚红色股票。

创办背景：党的根本宗旨的生动实践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先后来安源开辟工人运动。他们到安源后，发现矿局和不法商人对煤矿工人的剥削极为严重，工人的利益完全得不到保障。如安源煤矿的日常生活用品价格比长沙等地贵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几百不等，不法商人疯狂牟利和中间剥削；当时1块银元按市价应当换280枚铜元，但当工人发工资时每块银元只能换260枚铜元；此外还想了很多巧取豪夺的办法，如在工人发工资时制造银元跌价，物价暴涨，工人工资快用完时，银元又涨价，由此工人群众吃亏很大，苦不堪言。

　　在了解情况后，李立三等人提出大胆设想，组建工人自己的消费合作社，让工人入股，组织专人从大城市、农村采购价廉物美的日用品和农产品，让工人买到廉价商品，抵制商人的中间剥削和银元盘剥，减轻工人生活负担。1922年5月1日安源工人俱乐部成立后，第一时间就着手筹措组建消费合作社，1922年7月消费合作社即宣告成立。当时社员只有30多人，由俱乐部集资一百银元作本金，不能独开门面，先附设在工人补习学校内，主要贩卖布匹和日常生活用品。

　　1922年9月安源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工人俱乐部和消费合作社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力大增，工人加入十分踊跃，至同年11月，社员已经增至1.3万人。经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决定，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股票以筹措合作社所需资金。据《安源工运史》中《合作社招股简章》记载：每股洋5角，共招2万股；凡工人俱乐部每月工资在9元以下者，劝认1股；9元以上者，劝认2股；多认者听便。结果，每人最少的认购了1股，最多的认购了14股。共认购1.56万余股，消费合作社资金增至1.8万元。之后，消费合作社还印发铜元票数千元和纸币一万元。1923年经过改组扩充的消费合作社，租用当时很有名气的安源老街“刘协记”杂货店正式挂牌营业，设有兑换、粮食、服务、器用、南货、杂务等经营项目，后来还在安源新街设立了分社。

　　由于得到了广大工人的支持，消费合作社办得很有声色，营业量相当可观。据安源纪念馆史料记载，每月营业状况大致为：销售米500石，盐1万斤，菜油4000斤，煤油2000多斤，布匹约价值3000元，器用商品约价值1000元，兑换银元约2万元。尤其消费合作社的兑换业务深得工人拥戴，银钱兑换股被亲切地称为“工人的银行”。当时，“合作社办得红红火火很兴旺，凡有利工人的事都认真地去办，在工人社员心目中，信誉很高，大家满意”。

内部管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有益尝试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工人运动中，江西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建立，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金融实践活动的序幕。”（新华网2011年5月5日电《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金融实践活动》）当时党对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创办十分重视，1922年11月，中共湘东区委员会专门选派委员易礼容、毛泽民、唐升超、毛福轩等来安源协助办社。

　　消费合作社的领导和骨干力量都是由党员担任。担任合作社总经理的先后有李立三、易礼容、毛泽民、陆沉、唐升超等，还有如副总经理朱少连，粮食股经理唐升超，杂务股经理谭茂林等，都是意志坚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连营业员的聘请，也把关甚严，“营业员之聘请，须有2人负责之介绍信，并须得俱乐部主任团之同意，经2个月之试验合格，始得正式聘请，辞去时亦须得主任团之同意。”营业员毛新梅就是毛泽东亲自介绍的，他曾协助毛泽东在韶山开展过农民运动，是韶山最早的五个党员之一。

　　消费合作社的创办，为党的活动提供了诸多便利。当时安源党组织的全部活动都是通过俱乐部来开展的，消费合作社取得广大工人的认可和支持，大大增强了俱乐部对工人的吸引力，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非常适合的平台，便于党、团组织的秘密活动。消费合作社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以鲜活的实例向广大工人痛斥资本家的剥削行径，发动大家“联合起来组织团体与资本家斗争，以减少疾苦、解除压迫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安源党组织还把这里作为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委托代售《向导》、《新青年》、《先锋》、《工人周刊》和《京汉工人流血记》等革命刊物，传播革命真理，唤醒工人的阶级觉悟。

　　消费合作社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对工人采取廉价销售，维护工人利益。1923的7月底，合作社进行了营业结算，开业半年，销售总额为76980余元，获纯利385元，扣除开支，实际盈利仅23元。据记载，在创办之初，由于货价便宜，奸商还乘机抢购倒卖，从中渔利。发现这一问题后，消费合作社向社员发放购物证，规定持证购物，让奸商无缝可钻，从而保证了工人利益。

自身建设：严厉惩处和建章立制并重

　　消费合作社创办期间，在刘少奇、毛泽民等人的领导和组织下，开展了整顿作风、清理账目、反对侵占集体经济利益、建章立制等工作，保证了安源党组织和安源工运的正确发展。

　　1923年7月，俱乐部在对消费合作社经济账目的清理整顿中，发现内部存在着个人挪用侵占公款、长期借款不还、借支手续不齐备、经费开支的规定和手续不健全等问题，对此，俱乐部作出了“从前账目由主任团会同经济委员会彻底清查”的决定。第二任合作社总经理易礼容，向合作社借款千余元，以到湖南长沙等地购物为由，挥霍一空，俱乐部得知后，组织专人将其缉拿回安源关押在俱乐部讲演大厅的暗室中，以儆效尤。受到严肃查处的还有合作社服物股经理陈梅生侵欠和挪用千余元公款一事，1924年12月，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作出了“将陈梅生房屋用具封存，暂限半月缴欠款五百元”的决定。

　　在惩贪肃腐的同时，俱乐部和消费合作社不断健全和完善规章制度。如实行各股工作报告制和重大事情公开制，在俱乐部设立经济委员会，加强对经济事业的监督与制约等。其间，刘少奇还先后写出了涵盖有工运建设和反腐倡廉内容的历史文献《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和《俱乐部组织概况》。1923年8月，毛泽民主持制定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办事公约》，共计17条，主要内容包括：要求合作社在俱乐部的换届选举中都要向俱乐部作结算报告；明确规定了经理及各部工作人员的职责以及聘请、辞退和奖罚制度；决定设置经济保管员，总理全社经济和账目检查，实行凭社员购货证购货办法，堵住了私商从合作社套购商品，转手倒卖等漏洞；限定和规范总经理与各股经理的权限，防止各行其是或混乱无序，等等。这份《公约》，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出台的第一份反腐败文件。

经验启示：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办的中国工人阶级第一个经济事业组织，抵制了商人的中间剥削，减轻了工人的生活负担，有力地团结工人坚持斗争，训练了工人管理经济的能力，还为我党培养了优秀经济人才。第三任消费合作社经理毛泽民，后来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行的首任行长。消费合作社印发的股票、铜元票和纸币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货币和对股份制最初的尝试，是我党领导金融事业的最初尝试，迈出了红色中国金融事业探索的第一步。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在1930年所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记述关于“二七”惨案后“硕果仅存的安源工会”时，把消费合作社看作是这一阶段最大的成绩之一。合作社虽然仅办了3年时间，但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极大地增强了产业工人对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工人俱乐部的信仰，为长达十年之久的安源工人运动提供了强力支撑。消费合作社的创办，也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宝贵经验。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历史，展现出我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和驾驭能力，展示出安源路矿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所发扬的以“义无反顾,团结奋斗,勇于开拓,敢为人先”为主要内容的安源精神。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运行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必须始终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从容应对风云变幻的经济形势，勇于开拓，保持自信，创造性地推动改革，在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我们要坚忍不拔、锲而不舍，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的报告掷地有声，令我们心潮澎湃。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正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引领经济发展新潮流，打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战，开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征程，建设“一带一路”构建双向开放新格局，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效。重温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历史，回顾我党早期在艰苦卓绝条件下对经济工作的努力探索，我们对新时期党领导下的经济工作充满必胜信心。（作者系江西省萍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