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技与经济社会两个方面进行改革，就是要打通科技和经济转移转化的通道。第一，打破非科技性的创新瓶颈。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很多是适应传统发展方式的，有利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但并不利于创新。要清除经济社会领域各种有形无形的栅栏，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形成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建立新的利益轨道。

　　第二，改革国家研究体系。加快完善基础研究体制机制，形成适合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研发的评价体系，建设一批在国际科技领域具有影响力、吸引力、竞争力的一流科研机构，形成一支能打硬仗、打大仗、打胜仗的战略科技力量。按照遵循规律、强化激励、合理分工、分类改革要求，继续深化科研院所改革，扩大院所自主权，构建高效强大的共性关键技术供给体系，在一些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加快建设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创新基础平台，成为抢占国际科技制高点的重要战略创新力量。

　　第三，改革国家创新体系。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用、产、学、研、政、社协同创新，加快建立健全各主体、各方面、各环节有机互动、协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形成产学研结合、上中下游衔接、大中小企业协同的机制，解决好“由谁来创新”、“动力哪里来”、“成果如何用”三个基本问题，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效能。

　　第四，着力完善科技创新基础制度。加快建立健全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创新调查制度、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大幅提高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水平和专业化服务能力。

关于创新人才发展的论断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最为关键的因素，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谁能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拥有未来。习近平同志根据人才资源战略地位的重大变化，深刻地指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这一论断切中了我国创新活动中存在的见物不见人、重权力轻人才的弊端，是新时期我国知识分子政策的基石，对于尊重知识、尊重创新、尊重人才，调动全体科技人员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具有重要意义。

　　2014年，在中科院、工程院两院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我们要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在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指出，“随着要素质量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2015年在参加“两会”上海团审议时，进一步明确提出，“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

创新驱动就是人才驱动，必须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第一，按照人才成长规律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改革教育、培养、引进、使用等体制，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环境，培养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科技领军人才、高水平创新团队，特别是面向未来的青年科技人才。

　　第二，以用为本，人才培养与生产活动和创新活动相结合。放手使用人才，用好科学家、科技人员、企业家和技术工人；在实践中发现、培育、凝聚人才，最大限度支持和帮助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

　　第三，尊重创新劳动和创新自主权。在全社会积极营造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广阔的天地。尊重科研、创新等复杂劳动，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强化收入分配激励，使发明者、创新者能够合理分享创新收益，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激发创新、创业激情。

　　第四，按需引进，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招商引资与招人聚才并举。广泛吸引各类创新人才特别是最缺的人才，重点引进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型人才和创新创业的领军人才；更加积极主动地引进国外优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吸引外国专家和优秀人才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的自主创新。

　　不要用行政化的“参公管理”约束科学家。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也是一个智力资源大国，13亿多人中蕴藏的智慧资源是最可宝贵的。但是，科研、创新等复杂劳动低于其价值的现象，用行政化办法评价、管理人才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针对这种现象，习近平同志深刻地指出，不要用行政化的“参公管理”约束科学家。这就抓住了大学和科研机构人才管理体制的弊端，为我国人才发展指明了方向。

　　2014年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想让科学家多出成果，必须给他们创造条件。在基础研究领域，也包括一些应用科技领域，要尊重科学家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科学发现是有规律的，要容忍在科学问题上的‘异端学说’。不要以出成果的名义干涉科学家的研究，不要动辄用行政化的‘参公管理’约束科学家。”

　　科学家管理不能参照公务员管理方法，而是要按照科研规律、创新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管理。落实习近平同志的上述意见，建立科层制和专家制相结合的科研人才管理体制，是很重要的方面。

　　多年来大家反映的学术界官僚化问题，本质上不是科研单位的行政级别问题，而是参照公务员的管理办法即科层制管理科技人才的问题。科层制是按照权力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严格的层级规则为核心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利用现代科层制进行行政管理是必要的，但如果利用科层制管理科学研究，则违背了科研和创新的规律。学术研究从本质上是“反科层”的，“吾爱我师，但吾更爱真理”，在真理面前不分高低贵贱，人人平等，结果常常是年轻的超过年老的，资历浅的超过资历深的，小人物超过大人物，新理论超过旧理论，因此只有“反科层”才能发明创造，坚持科层就会窒息创新。

　　破除科研单位的官僚化弊端，就是要在坚持党对科研单位领导的根本制度下，采取科研、行政两条线协调运行的体制，既避免官僚化，又避免学阀化。行政管理采取科层制，科研管理采取专家制。行政体系由行政负责人等组成，负责本单位的行政事务，同上级单位、外单位的联系等。科研体系由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术委员等专家、教授组成，负责科研规划、政策、预算、课题等业务工作，以及职称评审、业务培训等。两个体系人员的任职可以交替，但不交叉，各行其职，协同运作。

　　企业家是推动创新的重要动力。现代社会由企业、居民户和政府组成。企业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主体，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而企业家则是企业的核心和灵魂。据《2015德勤高科技成长中国50强报告》，被调查企业50%的创新是由CEO主导的，其中大多数CEO还兼任企业的技术专家。许多企业CEO将创新视为其核心职责的一部分，不仅从技术角度重视产品创新，而且还从更宽广层面来审视公司的各种创新活动，并把自己定位为企业创新的“领头羊”。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中，强调了科研人员的作用，这是正确的；但对企业家的作用却重视不够。习近平同志针对这种现象，深刻地指出，企业家是推动创新的重要动力。这就揭示了创新活动的经济实质，丰富和发展了企业主体和人才驱动的内涵。

　　2012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2014年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用好人才，还要用好企业家。企业家是推动创新的重要动力。世界上一些很著名的企业家并不是发明家，但他们是创新的组织者、推动者。企业家有十分敏锐的市场感觉，富于冒险精神，有执着顽强的作风，在把握创新方向、凝聚创新人才、筹措创新投入、创造新组织等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