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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民魂是最可宝贵的

——甲午战争之败的国民性反思

刘新如 //m.auribault.com 2014-07-29 来源：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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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塑造了全新的国民意识、国民精神。在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下，中国从五千年王朝之“天下”，成为亿万人民之“国家”，由此演绎了波澜壮阔的现代转型，造就了震古烁今的历史传奇。

　　国民意识的培塑，国民素质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或一劳永逸的。当今世界国家和地区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素质的竞争。因此，人的现代化“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的副产品，而是其成功的先决条件”。没有人本身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必将陷入困境；而人的现代化的根本，就在于提高国民素质特别是国民意识，并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这正是今天重新触摸甲午战争的历史伤痕，我们应当从中获得的深刻启迪。

　　关键词信仰

　　一个国家、民族的强大，不能没有共同的精神支柱

　　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对取胜“天朝上国”并无多大把握，最终下定开战的决心，有一份情报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中国潜伏多年的基础上，向天皇提交了一份详尽的奏章《中国大势之倾向》，直指大清国的“软肋”——“人心腐败”。奏章分析认为，中国的腐败并非只是官场独有，而是全民丧失信仰，“朝野滔滔，拜金风靡”“人心腐败已达极点”。“察一国，如同察一人，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其形体……近清国之外形虽日新月异，实是一虚肿之人，元气委靡，不堪一击”。这位王牌间谍还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

　　小太郎此论分析之透彻、认识之深刻，可谓切中要害，放到今日，仍发人深省。

　　谈到旧中国的国民性,人们常讥之为“一盘散沙”。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社会生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共同的社会信仰、统一的国家意志，缺乏凝聚全民族的精神支撑，人们各为其主，各谋其私，各争其利。

　　甲午战败，某种程度上同样败在一个“散”字。在权力中枢，有帝党和后党之争，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两派为最高统治权明争暗斗；在朝廷内部，有主战与主和之争，朝中大臣从各自既得利益出发，偏执一词，导致清廷对日决策忽东忽西，朝令夕改。以李鸿章、左宗棠分别为首的两党，不顾外敌压境，在“窝里斗”方面不遗余力，乃至衍生出丁汝昌、叶志超等无能之辈去前敌“挑大梁”，而其他派系军事力量作壁上观。

　　国内外学者将甲午之战称之为“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是颇有见地的。这就好比一麻袋土豆，看起来是整体，但内部却是各自分离的，凝聚不起国民的意志和力量，怎么能够打赢一场攸关国家命运的战争？

　　据载，甲午海战后期，北洋海军在威海一带形成防御，日军一时无法攻击，便给了当地乡民一点儿钱，只为区区蝇头小利，乡民竟把敌人自引家园。

　　甲午平壤之战结束后，日军在清理清军遗弃物品时，发现抗日将领卫汝贵妻子给他的信：“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年事已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卫汝贵正是将家室安逸置于国家安危之上，开赴前线之前已将23万两饷银运回家中，战争打响之后便和叶志超弃城狂逃五百里而“勿当前敌”。此信后来竟被日本作为败军亡国的反面教材警戒其国人。

　　在取得甲午之战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后，当时的日本天皇说，最想感谢的就是小学教师。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士兵大多受过小学教育，文化提升了他们的思想，提升了他们的战斗力。而中国士兵和俄国士兵则多是文盲，当兵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美国诗人惠特曼有句名言：“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

　　把“信仰”与“国土”联系在一起，看来大有深意存焉。如果国人多唯金钱、好处是瞻，甚至不惜当汉奸也无所谓，我们民族利益还有保障吗？我们国家还有真正的边界吗？

　　一个人不能缺失信仰，没有信仰的人等于没有灵魂；一个国家不能丢弃信仰，没有信仰的国家不会自主强大；一支军队不能淡化信仰，没有信仰的军队就会一击即溃。

　　从亚历山大帝国到罗马帝国，从阿拉伯帝国到奥斯曼帝国，从波斯帝国到蒙古帝国，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离不开精神和信念的激励，而从兴盛到衰落，也无不是从精神萎靡、信念失落开始的。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以高度的自觉肩负起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使命，并将为老百姓谋幸福的信仰化作顽强的精神信念。正是为信仰而战，为正义而战，为民族解放而战，使我军将士有了崇高的思想觉悟，从而书写了战争史上气壮山河的不朽诗篇。

　　回望百年中国史，几代共产党人的革命和探索，其意义不仅在于完成了救亡图存、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更在于她用“信仰”的力量将中华民族空前地组织起来，为之后中国一切发展奠定了坚实根基。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和民族，贫弱落后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精神空虚。缺失了理想信仰，跌破了道德底线，再丰裕的物质生活，也难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只有铸牢国家和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甲午战争失败悲剧的重演。

　　关键词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兴则国昌兵强，尚武精神弱则国衰兵废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的《大风歌》，颇能体现古老中华传统文化的尚武倾向。

　　春秋战国时代，“国之大事，在祀在戎”。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强悍好战，民风强悍。“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是人人必修之课。

　　《诗经·秦风·无衣》之“注”云：“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言：“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淮南子·主术训》篇也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

　　纵览中华民族发展史，尚武精神兴，则民富兵强，国运昌盛；尚武精神衰，则民弱兵废，国运颓萎。汉唐时期文武并重，创下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盛世。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汉书·陈汤传》载，西汉晚期，甘延寿、陈汤经营西域，骁勇无前，克敌立功，留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壮语。

　　遗憾的是，自汉唐以降，中国的尚武精神日趋没落。皇权专制的演进和道统理学的泛滥，将国人基因中很多雄浑、强悍、不屈的因素给压抑和淹没了。尤其是经过元、清两个马背民族的统治，中国人的血性几乎被摧残殆尽。在一个豺狼横行的世界，我们这个民族变成了一群委靡颓废、任人宰割的绵羊。

　　反观日本自古也是尚武的民族，并一直认为与中国是“同文同种”，其武士道精神的“忠”来自儒家，“轻生死”则来自佛家。习武强身、以武求功名是日本国民的传统观念，也是封建社会中出人头地的一个重要阶梯，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近代。

　　明治维新之后，代表资产阶级的贵族、武士成为日本统治者，他们在发展资本主义文明的同时，也进一步接受了西方列强奉行的弱肉强食理论。严格而残酷的军事训练特别是远洋航行训练，养成了日本军人敢于冒险的进攻心理和良好的战场适应能力。在整个甲午海战中，日本舰队一直在积极主动地进攻，采取突袭、夜袭等战法对付北洋水师，表现出敢打必胜、拼死一搏的战斗精神和作风。

　　在日流亡期间，梁启超对日本人的尚武精神曾有切实深刻的感受：“兵卒入营出营之时，亲友宗族相与迎送之，以为光宠者也”“其本人服兵役，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之者数十人。其为荣耀，则虽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

　　与之相反，清军“新募之兵，其拔队起行之时，至有涕泣不愿去者”。保定清军向大沽开拔抵御日兵，“有些家长走到营门口，拉着儿子的手，泪流满面，呜咽不已，奇哭怪嚎，声震云霄，只是不肯罢休”。

　　鸦片战争后到中国的外国人，有一共同的观感：“奄奄如病夫，懦懦如弱女——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在甲午战场上，各路清军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将军到兵勇普遍胆小怯战，炮声一响，官兵惊惶失措，皆如惊弓之鸟，战之魂飞胆散，退之蜂拥而去，甚至发展到集体逃逸、投降。

　　只有邓世昌等在甲午海战中的英勇行为，多少为中国人挽回一点颜面。以致后来在侵华战争时，日军占领广州奉命不许进入邓世昌祠，因为他们最瞧不起的是懦夫，最敬佩的是英雄——邓世昌是“军神”，不可亵渎。

　　古今中外史实充分证明，尚武文化和尚武精神也是一种强大的“软实力”。一个社会要发展，不可没有雄风锐气；一支军队要打胜仗，不能没有铁胆侠骨。好比一个人的脊梁，如果缺少尚武精神的“硬度”，这个国家和民族肯定是立而不起、走而不远的。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素以作战骁勇、以气克钢、以劣胜优而著称于世。这种富于战斗精神的尚武雄风，曾令多少强敌胆战心惊！几乎在同一片土地上，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官兵所表现出的勇猛善战，正是毛泽东称颂的“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豪迈气魄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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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尹盼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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