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民事审判程序并不严格，也没有刑事审判中的约束机制，反而深受儒家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思想的影响和支配。尤其是南宋后期理学思想占主导地位之后，儒家德教思想在民事审判中的支配作用更为突出，致使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愈来愈大。现存《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大量判例，集中反映了这一变化趋势。该书为一种判牍汇编，辑录南宋时期朱熹、真德秀、蔡杭、赵汝腾、王伯大等著名儒学家（名公）担任官吏期间所作的一些判词而成。对该书南宋名公们在处理民事案件中的行为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他们的断案理念。

断案原则：“宁人息讼”

　　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刺激了人们对财利的追求，喜争好讼之风严重地破坏了儒家的伦理纲常。

　　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中，为了儒学的生存与发展，宋儒提出了“天理”说，并把“存天理、灭人欲”作为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从而加强了儒家伦理纲常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为了美教化、厚风俗，南宋名公们把“宁人息讼”作为他们审理民事争讼中的指导原则。

　　名公们为了“宁人息讼”，特别强调在审理词讼时，必须“公其是非，正其曲直”，如果“不审其理之是非，不察其情之曲直”，不但不会息讼，而且会造成竞讼纷起，天无宁日。在他们看来，一个优秀的审判者，并非在审理民事争讼中如何严格地适用法律，更重要的是看他是否能够用伦理纲常对当事人进行息讼教育。宋朝儒者蔡久轩（蔡杭）曾说：“本职以明刑弼教为先，名分尤所当急。”真德秀也说：“民以事至官者，愿不惮其烦而淳晓之。”

　　而另一儒者胡石壁（胡颖）说得更明确、更具体。他说，“当职务以教化为先，刑罚为后”，为了对当事人“教之以人伦，以感发其天理”，“每遇听讼，于父子之间，则劝以孝慈；于兄弟之间，则劝以爱友；于亲戚、族党、邻里之间，则劝以睦姻任恤”。所以，他说自己是“惟以厚人伦，美教化为第一义”。

　　名公们这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说教，亦是为实现“宁人息讼”这个根本原则的。

　断案方式：调判结合

　　南宋名公们在对民事争讼案件的审理中，从“宁人息讼”的原则出发，采用了调解与判决相结合的断案方法。为了对诉讼当事人“教之以人伦，以感发其天理”，收“美教化”之功。名公们确实非常重视调解的作用，只有在当事人双方各持己见、调解无效时，才采用判决的形式。从名公们众多书判中可以看出，调解亦分两种：一是官府调解。官府调解的诉讼案件，多是一方违法明显，但由于种种原因，如果依法判决，并不一定能收到和亲睦族、宁人息讼的效果。这类案件多由司法官亲自晓之利害，多方劝导解决。二是亲邻劝和。亲邻劝和也是由官府出面，责令亲邻参与劝和的，没有现代民间独立进行调解的实际意义，只是作为官府断案的一个组成部分。

　　宋代对受理词讼的承审期限是有严格限制的，所以名公们的调解、劝和也不是漫无期限，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多数采取了依法判决的强制手段。

　断案标准：情法混用

　　自汉代儒法合流之后，在儒家“以德为本”思想的支配下，经过道德与法律的融合，到宋代的法律，已经是“人情物理所在……仁义之气蔼然在其中”。这说明宋代的法律已经包含了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以此作为区分是非的标准、断案的依据，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理学家把“存天理、灭人欲”视为社会最高道德标准之后，在“以德统刑”思想的支配下，名公们则把道德视为治理国家的根本规范。因此，在法律之外又出现了以天理、人情作为区分是非、判定曲直的标准，并以此作为变通法律、自由判决的依据。所以在司法审判中，先讲合情合理而后讲合法成为一种时尚，把“不道德”视为比“不合法”更严重的犯罪。在他们的判决中，曲公法徇人情、舍法意用人情的判例相当多。

　　例如，范西堂（范应铃）审理熊邦兄弟与阿甘讼户绝财产一案时，如“律之以法，尽合没官”。但范西堂自己却将埋葬费用之外的田产“均作三分，各给其一”。这样处理，范西堂自己也说“此非法意”。但由于争讼三方当事人都得到了好处，因此也收到了息讼的效果。可以看出，名公们确实在审理争讼案件中是曲公法徇人情、舍法意用人情的。当然，名公们所用之情、所徇之情并非私人之情，而是影响宁人息讼的实际情况，因而虽有弃法之嫌，但并不违背封建法制的原则精神。

　　封建法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民事违法案件的处理兼用刑罚手段，而宋代民事违法使用刑罚，是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需要出发，根据行为人违反伦理纲常的程度和采用的手段，参以情理而决定的。

　　从名公们从事的民事案件审判活动来看，虽然他们是用封建伦理道德作为区分是非、判定曲直的标准，但他们采用的先调解后判决的方式、先教化后惩罚的做法是可取的。尤其在财产争讼中，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处理，虽然有徇人情、弃公法之嫌，但却表现了名公们的务实精神。这与汉代兴起的“经义决狱”中的论心定罪相比，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又不能不看到，他们在审理违背封建伦理纲常方面的词讼中，不仅判决标准不一，而且滥用刑罚，甚至法外制裁，又表现出了不公正、不清明的一面。名公们从事的审判活动，突出表现了自由裁量和任意用刑的自由主义色彩，破坏了民事案件审判的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