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儿科医生缺口大问题，国家卫计委表示，将深化医教协同改革，支持高校设立儿科学专业。 “十三五”期间，将儿科年度招收计划由每年4000人提高到5000人。国家卫计委同时表示，在三医联动深化医改中调整儿科医疗技术劳务价格，建立符合儿科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2月25日《新京报》）

　　受传统儿科学专业调整的影响，以及“全面二孩”落地执行的压力倒逼，在未来几年内，我国儿科医生紧缺的现状将会更加凸显，而由之衍生出来的各类社会问题也必定更加突出。此般现实下，到底该怎样打破儿科医生紧缺的现实怪圈，又该以怎样的措施来调和儿科医生供需失衡的尴尬，便理所当然的成了当下各部门需要正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就卫计委与教育部目前对公众的公开回应看，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路径大抵遵循着两条思路：一是在人才培养上下足功夫，并以此为“开源”路径，堵住儿科医生的巨大缺口；二是通过深化的医疗改革以及合理的人事薪酬制度，来破解儿科医生多年来付出与得到极不对等的局面。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儿科医生紧缺，其根在这些年人才培养的断代，因此“开源”要比相应的医疗制度改革更重要。

　　这其实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思维。因为儿科医生短缺暴露出来的问题，数量上的紧缺只是表象，其本质上却是这一群体的利益并没有得到较好保护的沉痛现实。据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的一项数据显示，在我国，平均每年每家医院都有两名儿科医生离开工作岗位，儿科医生的离职率要比其它科室高出许多。一面是亟待儿科医生大量加入的需求缺口，另一面却是大批儿科医生离开这个岗位的现实反差，这对比中凸显出来的现实问题，其实才是在为儿科医生“开源”外，更该引起重视的。

　　这样的问题其首先体现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上。据中华医学会的一组数据显示，北京儿童医院在最繁忙的时候平均一天接待4000名儿科门诊病人，但儿科门诊只有40—50名医生，故每位医生每天大约要接诊80—100名患病儿童。但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却并没有换来高收益的个人回报。由于儿科患儿特殊的生理机制，其不管是在用药上、还是相关检查上，其消耗的医疗资源都难以和成人相比较，而在当下的医院营利模式中，这必将导致儿科医生个人效益难以和其它科室“媲美”。

　　与收益“捉襟见肘”“交相辉映”的是，患者家长与医生日渐凸显出来的矛盾使得不少儿科医生在面对这个职业时只能“望而却步”。一些家长完全不顾疾病医治的基本规律，不顾患者是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特征（语言交流上、病类分科上），一旦医生的诊治没有达到自己预想的结果，便对医生提出诸多过分的要求，甚至动用暴力。这极不友善的医患关系格局，必然会加剧二者之间的恶性循环，使得医患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儿科医生“甩手”不干的现象也越来越多。

　　事实上，也正是这些年我们在儿科医生培养机制上的滞后，中游医患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以及下游医生收益及激励机制的长期失衡，才导致了儿科医生如此短缺的两难局面。因此，要想从根本上对这一病灶对症下药，加大人才培养只是最为基础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医疗改革的大框架下，将儿科医生在物质收益、风险控制、医患关系上呈现出来的问题一一化解，否则，培养再多的儿科医生也不能诊治儿科医生供需失衡的历史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