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了广州《小学午休一席难求学生无奈上“黑托管”》，引起了多方关注。到底广州全市持证的托管有多少家？记者通过广州市工商局了解到，目前登记经营范围为“学生托管”的企业及个体工商户仅15家。而仅在一所学校附近1000米以内，就有提供托管服务的场所至少10家以上。手续多、门槛高、利润微、需求大是“黑托管”遍地开花的主要原因。（南方都市报）
　　学生托管的问题，是一项新的社会需求，也并不只是广州存在。随着都市小型家庭的增多，和学生作息规律的调整，无论是学生中午休息还是放学后的托管，都有着强大的社会需求。但现在所呈现的困境是，学校无力托管，社会虽衍生出了诸多的托管机构，但在资质和安全上又存在隐患。所以令不少家长和学生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按照一般的逻辑，既然有着如此强大的需求，只要降低市场的准入门槛，就不愁孩子没有去处。但问题在于，孩子的托管无小事，制定严格的监管标准很有必要。然而，监管标准高了，一方面，很多小型的社会托管很难达标转正，自然抑制了市场的供给，再说监管效率也是个问题；另一方面，高标准对应的只能是高成本，其给家长带来的成本压力，不可忽视。就此而言，简单将托管的难题交给家长和市场，其实几近于无解。
　　学校之所以无力承担托管，主要是额外收费承担托管之责缺乏明确的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校就完全对托管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毕竟，托管也属于义务教育阶段所衍生出的问题。遵循着这一思路，其实托管的问题，或许就相对更好解决。比如，学校提供场地，由家长与财政部门共同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办托管。如此既可增加托管的质量，也可降低成本。事实上，近日湖北省所出台的“托管意见”就采取的是这一思路。
　　说到底，托管难问题的产生，还是在于权责的厘清问题。家长、学校和教育部门，在托管问题上应该肩负起怎样的责任，应该有制度予以明确。但不管怎样，面对这一实际的公共需求，完全将托管的责任推给家长和市场来解决，或简单取缔一些不合格的“黑托管”，既不公平，也是“头疼医头”的做法，未能解决真正的问题。
　　当前托管所面临的问题，最重要的并非是如何管理“黑托管”，而是大量的托管需求如何被高质量的满足。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托管服务也需要一场供给侧的改革，即充当恰当的方式，调动和激活已有的社会资源，从学校、教育部门到社区、社会组织等，以最低成本的方式提供相对更安全的托管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