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有企业给予特殊重视。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但是当前关于中国要不要国有企业、要不要坚持党管国企，不少人还有思想困惑。实际上，只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迷信书本、不迷信西方，就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坚持党管国有企业，具有充分的理论、历史和现实依据。

一、中国为什么必须办好国有企业

　　中国必须办国有企业、必须坚持党管国企，这是政治上的要求，也是经济上的要求。从政治上看，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只要中国还是共产党执政、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还是领导阶级，就必须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历史上，国有企业是中国启动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不是配角，更不是阻力。鸦片战争后，历史给了中国的民族资本100多年的发展时间，但是民族资本并没有促使中国启动工业化和现代化，民族产业也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之后，一切落后国家的共同命运：民族资本受封建制度和国际垄断资本双重压迫，不可能走上现代化道路，只能做附庸、做买办、寄人篱下。中国进入大工业时代，是从上世纪50年代建立国有经济体系开始的。1952—1978年间，中国每年积累的工业资产就相当于旧中国一百多年积累工业资产的总和，我国也因此成为世界唯一的产业门类齐全的发展中国家。这雄辩地证明，只有国有企业才能振兴中国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同时要看到两点：第一，民营经济的发展受益于国有企业打下的基础，在基础科研、人才、装备方面搭了国有企业的很多便车，大量民营企业的第一桶金来自国有企业改制。如果没有国有企业撑起完整的产业基础，民营企业也很难发展起来，就像旧中国和那些陷入贫困陷阱的国家一样。第二，我国在世界上领先的载人航天、探月、深潜、高铁、特高压输变电、移动通信等领域，均是国有企业主导，打破了国际垄断。国有企业在安全生产、职工福利、社会责任方面，也走在民营企业的前面。

　　正是依靠国有经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中国才获得了经济独立和国家安全。正是国有企业实现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一代产业工人舍生忘死，才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经济基础。每当国家和人民遇到危难，国有企业总是召之即来、不计代价，冲得上、打得赢。所以，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根基和灵魂。

　　放眼全球，资本主义国家在上世纪50—70年代迎来黄金时代，这同时也是其国有化程度最高的时代。苏联、东欧以及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曾经依靠国有化建立了比较独立的产业，成为“明日之星”，但后来接受了新自由主义，主动私有化国有企业，导致产业基础瓦解、资源主权丧失、贫富分化、社会动荡。因此，“中等收入陷阱”也好，“新自由主义”也罢，都离不开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个根源。

　　面对国内外各种挑战，国有企业的稳定器、压舱石功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如果没有国有企业，而是资本巨头和外资控制了中国的战略性产业，还会有国家独立吗？还会强调和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吗？如果政务、交通、医疗等关键信息出现泄漏，还能保障人民的安全吗？一些声音否定国有企业，也正是看到了国有企业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性，所以要釜底抽薪。在国有企业的问题上，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社会账、安全账。

二、澄清关于国有企业的若干错误认识

　　当前对国有企业有一些错误认识，使人们看不清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需要予以澄清。

　　1.错误地把“国退民进”作为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有人认为，改革开放成功，就是因为打破了“所有制崇拜”，告别公有制、发展民营经济。这是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计划经济时期，我国GDP年均增长6.6%，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4%，不仅远高于旧中国（最高只有1.5%），而且在世界各国也是领先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既发展民营经济，又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领域保持国有企业的支配地位，才实现了经济奇迹。即使是90年代国有企业遇到困难，也主要是产业结构老化、重复建设、社会保障负担加重等问题带来的，并不是公有制的问题。如果说私有化是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那么就无法解释，俄罗斯、东欧、拉美等私有化程度比我国更高的国家，并没有出现经济奇迹，反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贫困陷阱，俄罗斯的制造业至今没有起色。

　　2.错误地把当前东北等地区的经济困难归咎于国有企业。有的人认为“东北经济的问题，关键是国有经济比重过高”。这种观点显得偏颇。经济困难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决不可简单归咎于某一因素。实际上，我国国有资产占比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其资产、营业收入、利润分别占据全国地方国资系统的1/10、1/8和1/5，如果算上在沪央企，比例更高，而上海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最高、最为稳健的地方之一。重庆“十二五”期间国有资产从1.7万亿增加到4.5万亿，同时也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近年来，辽宁省民营经济发展迅速，2015年，辽宁省民营经济占全省GDP的比重已达到68%，超过了浙江（65%）和江苏（54.5%），但辽宁省的经济增量却不见起色。怎么能把一些地方的经济下行归咎于国有企业呢？实际上，东北经济困难主要是由于资源枯竭、产业结构偏重、老龄化等原因，和国有企业没有直接关系。美国五大湖区、德国鲁尔矿区都是私有企业，资源枯竭之后照样凋敝，难道这也是“体制问题”？东北地区的投资环境、体制机制确实有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本质上并不是国有企业带来的，不能借此来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东北很大的优势是国有企业拥有完整的产学研体系和人才，盲目进行以私有化为主导的改革将削弱这一优势，甚至导致大量失业、社会动荡。这方面，国际上不乏教训。

　　3.错误地把民间投资下降归咎于国有企业。在私有制条件下，投资同样会周期性下降，因为企业竞争性追逐利润的盲目性，将导致投资和产能过剩、平均利润率下降。不能刻舟求剑地认为，过去民间投资增长多快，现在就还应该增长多快。恰恰相反，目前还有投资空间的，主要是非营利性、公益性、战略性的领域和环节，民间资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觉悟为这些领域做贡献，还要发挥国有企业在投资中的关键作用。因此，民间投资下降主要是其自身的原因，不能归咎于国有企业垄断和限制。在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关系。要避免有人利用“国进民退”的话题，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制造矛盾。

　　4.错误地希望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来激发经济活力。多年来，我国流行着这样一个话语陷阱：只有市场和私营企业才是更有“活力”的，而公有制就是“僵化”的。这个看法不正确，是机械地照搬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经验。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一统天下，适当降低比例是必要的。但是目前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搞私有化，不但很难缓解已经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还可能加剧这一问题。在能源、资源等自然垄断领域搞私有化，将加大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成本，山西当年私有煤炭企业曾出现普遍的官商勾结、安全生产事故和破坏环境等问题，经过国有化一些私营企业的整顿之后才有所好转。在铁路、电信等具有规模效应的领域搞私有化，将破坏网络的整体性，增加交易成本和安全风险。在公用事业、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搞私有化，将危害公共服务的公益性和公平性，影响民生，恶化收入分配。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国有企业比例过高不同，今天不存在哪个领域，通过私有化就能够激发经济增长活力，反而会带来很大的社会成本和风险。一个一盘散沙、支离破碎的经济结构，是不可能有活力的。

　　5.错误地把属于行业监管、行业政策的共性问题，归结到国有企业头上。比如，产能过剩，是由于企业的无序竞争和一些地方招商引资、放松规划和监管所造成的，但个别地方仅仅要求国有企业限产。再如，房地产行业“地王”频现，是由房地产政策造成的，国有企业仅占房地产开发企业的1.9%，如果仅仅要求国有企业退出房地产市场，地王问题不一定能够解决，反而会降低国家的调控能力。再如，目前公立医院过度扩张，是由于其逐利性过强造成的，如果不扭转公立医院的逐利性，仅仅限制公立医院发展，甚至像一些地方把公立医院私有化，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很难得到解决。

　　上述错误认识的根源，除了有国企私有化改革将给少数人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原因之外，主要是在思想上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用西方的理论来比附我国的现实。可是，即使是西方经济学者，也没有认为私有制就一定比公有制有效率。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特的获奖成果“不完全契约理论”就认为，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成本高到一定程度，市场就是无效的，而改变所有制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的替代办法。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也批评了认为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效率低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