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组委会等主办的“2015中韩儒学对话会”，近日在山东省曲阜市举行。中韩两国80余位学者聚会孔子故里，围绕“儒学的生活化与现代社会”主题，探寻儒学在两国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的文化纽带作用。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心相近

　　中韩两国自古以来就是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的友好邻邦。许嘉璐认为，东亚之所以能形成人们所说的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古代中国在周边国家里体量最大、经济最发达、学术文化最发达；儒学适合韩国民众的情感心理和生活习惯，有利于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加之地缘相近，所以儒学就很容易传播过去。韩国从三国时代的学者一直到晚近的李退溪、李栗谷，都为丰富韩国的儒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儒学也因此在韩国有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同时韩国也接受了汉字，其影响非常深远。经过1000多年中韩文化的交流，中韩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中韩已经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儒家思想，感谢汉语、汉字，感谢1000多年来韩国的儒学学者为儒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许嘉璐认为，中国和韩国命运联系在一起，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可是人们直接感受到的往往是经济的同命，但经济纽带会随着世界的形势时松时紧，政治纽带随着时局变化而时断时续，唯有文化的纽带可以永续；中韩同命，不仅是因为当前中韩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或压力，还因为两国有共同的价值观，这就是仁爱、包容、中庸和和谐。

　　韩国精神文化财团理事长李龙兑认为，中韩两国虽然语言不通，但两千多年来在儒家思想教化下，两国人民的情感相通、文化相知，当代中韩两国需要不断加强关系、增进友谊、共同发展。尤其令我们深深触动的是，中国对复兴儒学的坚定意志。

　　韩国延世大学李光虎说，韩国人其实也有固有的语言，但是表达这种语言的文字没有系统性地整理出来，所以在古代我们曾借助汉字来表达语言、思想，学者使用汉字来作诗、写文章，这些学者来到中国，在中国进行交流的时候没有什么困难。所以在韩中交流方面汉字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韩国本来也有自己的思想文化，但受中华文化影响太大，不光是儒学，佛学、道家文化也传了过来，朝鲜时代500年是儒教盛行的时代。说到中韩文化交流史，不得不提新罗末期的崔致远，他12岁入唐，后来考中进士，并在中国做官，回国后为儒学与中华文化在韩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古代朝鲜，作为儒学国家，法律、道德方面都是以儒教为中心执行了500年。性理学在盛行过程中，非常注重心性问题，对现实性的问题解决方面有很大的不足。朝鲜王朝后期，北学派思想对儒学进行了改进，形成了朝鲜的实学思潮，代表性人物为朴趾源，他的《热河日记》也是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交流互鉴是儒学发展的基础，根植本土是儒学发展的动力。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杨厚兰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近，如何做到民相亲、心相近？文化的互鉴互通是一个重要的桥梁。前不久，中日韩提出推广三国共用的808个汉字，日韩和中国方面都非常积极。

　　韩国精神文化财团理事长李龙兑认为，儒学曾经是中韩两国的基本价值体系，也是过去政治社会的指导原理。今天，儒家文化仍然存在于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文化日渐褪色，影响力日渐消失。令有志人士担忧的是，韩国的物质生活虽然已经十分丰富，但是犯罪事件却在不断增加，人们的不幸感变得越来越强烈。我们认为治疗这些社会弊病的良方就在于让儒家精神复活、儒家思想复兴。但是这样的想法要在现实生活当中实现，面临着许多难关、许多困难。因为有许多人深深地认为东方不如西方的原因在于儒学，这种想法到目前还是普遍存在的。要想攻克这些难关，中韩两国的鼎力合作十分重要。李先生说，现在学校填鸭式的道德教育是失败的，把道德当作知识，没有了生命力；我现在在韩国推广实践的人性教育，目前较为成功，在韩国反响很大，我希望韩国能成为世界上最有道德的国家，让人活得更像真正的人。

儒学为幸福生活提供智慧

　　儒学是实用、实践的学问，如果儒学不能指导人们的精神生活，不能为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准则，那么这种远离生活的儒学是苍白的。关于儒学与幸福生活的构建，清华大学哲学系卢风教授认为，快乐、幸福与物质生活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往往人们物质生活富足了，若贪得无厌，无穷的贪欲和无止境的外在追逐甚至不择手段的竞争，会把人们推向无边的痛苦，而儒家的向内用力、内在超越的修身精神可以使人们在简单的物质生活中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富足与心灵上的安宁。济宁学院王钦鸿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的文化格局由过去的单一形态发展为众神喧哗、和而不同、多元并举的局面；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其商业性、世俗化特点以及戏仿、调侃、过度的娱乐化使得价值观混乱；儒家文化应承担起本身的责任担当，以其核心的价值观来积极影响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苏州大学哲学系蒋国保认为，儒家文化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智慧，着眼于现世以谋求人之当下的幸福，提倡积极的生活态度实现人生的意义，坚信德福一致，以合乎道德的手段谋求幸福，有着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生活艺术。韩国中央大学刘全钟认为，礼教与儒学互为表里，很多儒家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礼教，传统儒家对于礼教的重视其实就是对儒家之道的实际践行，通过对生活规范意义的反思，我们可以更深入认识到礼教对于当代社会生活的价值。辽宁大学哲学系王雅从“正容体、明人伦，儒家之礼对日常生活的规范”“敬威仪、淑贤德，儒家之礼对日常生活的审美与超越”“遂人欲、达人情，儒家之礼的日常生活理念”“礼之用，和为贵，儒家之礼的效用与境界”四个方面展开了儒家之礼与传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对我们今天重建现代礼乐生活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姚中秋认为，儒家的孝道能了死生之义，“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中蕴含死而复活之义，孝道展现为一代又一代的生生不已；因生生不已，对身体生命敬重与珍视，此身与他人相关，家庭也超越了简单的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向上、向下无限延伸，横向拓展，成为大家，此种生的生命观让孝子的生命饱满而积极，让文明始终保有生命力而连绵不绝。在曲阜师范大学王曰美看来，韩国儒家社会比中国更重视孝道，韩国政府近年来也大力提倡孝道，并有相应的政策奖励；中国社会应加大弘扬孝文化的力度，实践证明，儒家的孝智慧对中韩两国乃至全世界仍具有历久弥新的时代意义和借鉴意义。韩国平泽大学朴起彻认为，韩国文化是由儒家文化背景而衍生的，而儒家文化又是以人类的老师孔子的思想为基础；儒家文化是从了解自身的重要性而出发，自身生命是有限的，但可以通过传承使生命无限顺延，这就是孝；所以，韩国文化教育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最重要的是从“孝”字开始，“孝”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特殊感情，任何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情；韩国儒家教育中的孝，不仅仅是对自己的父母，而且推广扩大到其他人，所以韩国的敬语才会如此发达。

　　中国人民大学韩星认为，儒家以仁为核心，以同心圆层层扩展的方式推衍，形成了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敬、诚、勇、直、廉、耻、温、良、恭、俭、让等众多的核心价值及其构成的核心价值体系，因此，仁是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仁是人道，仁者自爱爱人，仁者中和长寿，仁自孝悌始，拓展至博爱众人，仁者爱物惜命、万物一体，民德自然归厚，仁在政治上体现为王道仁政爱民。济宁学院刘振家认为，当人生处于困境乃至灾难时，怎样来平复自己的内心痛苦或绝望，进而走出生活困境，中西方文化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与西方用超越人世间的上帝来拯救苦难的人们不同，孔子及其儒家则是主张用“天”或“天命”来做心理的寄予与倾诉，获得新生的力量和希冀，感受到生命的大爱情怀，在此基础上，按照上天的指引修养德性，以道德重构获的新生的力量和方向，儒家天命救赎观念，鲜明地体现出华夏民族现实性伦理道德救赎的传统观念。

　　韩国成均馆大学金圣基认为，在人文价值与精神生活上，在这个时代儒家热切渴望着与基督教或西欧宗教思想的相遇，但绝对不是他们的上帝、超越和原罪观念等；贯通20世纪20年代以后西欧神学及宗教学的观点是“世俗化”，这是西欧宗教今天的现状，作为共同关心理论的宗教的衰退、神观念的崩溃、超越世界与超自然世界的崩溃等思潮的出现，都要求我们具有相当深刻而冷静的辨别力；在先秦时代儒家就已经成功地去除了高水准的神话和巫术的领域，提出最有说服力的现代宗教神学所渴望的“真正超越”意义，这种智慧典型地体现在《周易》中，《周易》使超越的意义再也不是外在的、彼岸的，神的概念转成容易亲近超越的概念；《周易》的64卦、384爻要求所有人每时每刻在主体判断下度过真正的人生，可以说是最明智地成就了“宗教的日常化”“神的真正超越”。金圣基认为，这才是儒家哲学送给现代世俗化时代的最卓越的“含蓄意义”，从这个观点来看，儒家思想不仅会有无穷无尽的重新解释的空间，其在现代思潮中具有的意义也将得到重新评价。

儒学要进行创造性转化

　　儒学产生发展于古代社会，如何与现代化社会进行衔接，儒学本身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许嘉璐指出，为什么中国、韩国的众多学者和人们如此钟情于儒学，如此孜孜不倦思考儒学、研究儒学、普及儒学？因为这一珍贵的精神遗产是中韩两国人民应该珍惜的，万万不可丢的，是任何地上的、地下的、银行里面的、交易所里面的那些物质与金钱所无可比拟的。尤其是在社会的共同价值在逐渐凋落的时候，让儒学重新振兴起来。

　　韩国首尔大学梁一模认为，近现代儒学的现代化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康有为的政治化、宗教化方式，胡适的科学化方式，梁漱溟的文化化方式，冯友兰的抽象化方式；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取得了震惊世界的飞速发展，面对西方文明，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明逐渐恢复了其文化自信，正重新登上历史的正面舞台。南京大学李承贵认为，作为宋代新儒学最高范畴的“理”，在20世纪受到了哲学家们的特别关照，哲学家们希望通过对“理”的诠释既传承其蕴含的精义，又赋予其新的观念与价值，由于时代课题的错综复杂，也由于哲学家们的多元诉求，使处于20世纪中国哲学中的“理”，在内容上担负着宽广的道义与深沉的情感，在形式上则追求透明的理性与缜密的逻辑；而基于这样的诠释实践，我们获得的不仅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情形，而且是中国传统哲学改造、更新的参照。韩国平泽大学池世桦认为，儒家思想人性论着重于如何保存和恢复人们生而赋有的天然善性，历代儒家思想很重视教育和教化的作用，教化的对象不限于一般老百姓，也包括统治者和统治集团，尤其是对他们要求的道德基准更为严格；儒家的思想教化与非道德的教育方法有本质上的区别，教化的宗旨不在于注入所造作的信念和伦理准则，只在于保存自己的道德性，恢复人性之善。

　　儒学的理论重建是为了更好地指导生活，而真正的理论探索也必须基于当下民众的社会实践。山东大学颜炳罡认为，当代新儒学思潮的发展呈现出“一体两翼”的发展格局，“一体”即以民间儒学为体，“两翼”即精英儒学和应用儒学；民间儒学的兴起是当代儒学发展的主流或主体，精英儒学对传统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民间儒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而应用儒学对儒家思想的现实运用为民间儒学的成长提供了客观依据；民间儒学、精英儒学、应用儒学在新儒学思潮中鼎足而三，共同撑起当代儒学。北京地球村廖晓义从“乐和理念：儒家思想的价值建构”“乐和社工：儒家思想的传播使者”“乐和两会：儒家思想的落地机制”“乐和三院：儒家思想的空间载体”“乐和六艺：儒家思想的生活呈现”五个方面来阐述乐和家园作为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建构与乡村实践；廖教授说，在乡村孔子学堂里，朗诵《礼运》“大同”是一个重要课程，如姚庄村近百人以齐唱《礼运》大同，震撼人心，《礼运》大同正在成为妇孺皆诵、老幼齐唱的生活内容，村民通过读写讲用演的方式，用实际行动证明孔子的大同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他们对快乐和谐的生活充满信；《礼运大同篇》是儒家的社会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也是乐和家园的内涵和愿景。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赵法生是乡村儒学的重要发起人。他认为，乡村儒学的核心在于其讲堂，尽管它尚显稚嫩和粗糙，却是乡土信仰重建的一粒种子，其中蕴含着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的可能，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替代或者部分替代传统乡土社会中私塾学堂、家族祠堂和民间信仰教堂的功能，实现三堂合一的乡土信仰系统重构，促成传统乡土信仰的现代转化。

　　山东大学韩国学院李学堂认为，韩国传统地方公教育机构乡校和私教育机构书院都是韩国传统教育机构的典型代表，是朝鲜半岛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校和书院年代跨度长，衔接紧密，数目繁多，分布广泛，几乎遍布朝鲜半岛，如果说中央的儒学教育机构是一个点，那么散布于各地的地方教育机构就是一个面，二者共同构成了一张网，网的核心便是儒家文化，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通过祭祀、教学活动教化民众，纯化民风，充分发挥着乡村活动中心和地方图书馆的作用，牢牢地覆盖在朝鲜半岛，将儒家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散布到朝鲜半岛各个地区；虽然经过岁月洗礼，很多功能已经失去或发生了改变，但经过上千年的历史积累和文化积淀，在现代教学体系下，乡校和书院仍起着对韩国正统教育体系的辅助补充作用，以儒家理念为根基，至今仍在先儒先圣祭祀、社会教化和风俗引导、地方文化发展、地方旅游文化观光产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韩国安东市政府朴在成介绍了安东市目前正在实施的三大文化生态观光基础培育事业，认为这是向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地迈进的核心事业。为了形成世界级的观光城市，推进建设世界儒教君子文化公园、韩国文化主题公园等五大观光资源开发事业，安东市计划到2020年之前投入4500亿韩元；通过创造出融合历史和自然的固有价值，彰显地域历史品位的观光文化，对内起到地域发展的发动机作用，对外提升韩国文化观光中心的地位。韩国国学振兴院金字铉介绍说，韩国国学振兴院搜集、保存的“儒教册版”2015年10月成为韩国第12种世界纪录遗产。“儒教册版”是朝鲜时代儒学学者为了印刷发行作品而制作的，原来主要由各家族和书院保管，随着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社会的急剧解体，如何保存这些遗产成为难题。为此，韩国国学振兴院从2002年开始开展了“木板10万张搜集运动”，有组织有体系地展开了调查和搜集作业，并于2005年建成能够专业保存此类遗产的建筑物“藏版阁”。此后韩国国学振兴院对“儒教册版”的学术价值予以关注，于2009年成立了木板研究所，研究其价值，并于2012年组成推进入选世界纪录遗产名录的推进团，积极开展了国内外学者的咨询和资料整理、宣传等活动。这些册版蕴含着儒教士大夫对人的本性和自然本来的真诚省察，以及为了组成相辅相成的命运共同体，探索修养成美好人格方法论的各种努力。这次入选的册版数量为保存于305个宗族内的64226张，分为文集、性理书、礼学书、历史书、训蒙书、地理书（包括地图）及其他类等，共计708种。

　　韩国庆尚北道文化产业振兴院院长金俊汉认为，儒学是东亚新的文化价值，现在的世界已经逐渐从硬件时代转向以感性为基础的文化创造时代、知识产业时代，亦即文化产业时代，儒学为中心的东亚文化价值将成为未来成长的动力，潜力无穷；中国孔子的故乡曲阜和韩国退溪的故乡安东是中韩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被称为邹鲁之乡的两个城市同为历史和先贤存续下来的土地，从中发展出了伟大的东亚思想，即儒学思想；未来两个城市要通过经常性的学术交流，不断发散先贤延续下来的儒教的道德香气，创造出新的儒家文化产业价值，并进一步以儒学和汉字的共性为基础，开发出纯亚洲原创文化，这对中韩两国都是双赢；两国都保有儒家文化的原型，只要充分发挥中国丰富的投资开发能力和韩国丰富的创意产业潜力，乘21世纪文化创意时代的东风，实现“儒家文化”价值的第二次东方文艺复兴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中韩一衣带水，儒学交流有2000多年历史，儒学成为维系中韩两国人民情感的精神纽带。此次由中韩双方共同主办儒学对话会，是贯彻两国元首达成的加强两国国民间的感情纽带、构筑心灵相通信任关系共识的重要举措，是儒家思想发源地曲阜与“海东邹鲁”安东的历史性携手合作。会议还发布了《中韩儒学共同振兴倡议书》，首次提出携手建设“中韩儒学协作体”目标和行动计划，达成多项儒学合作协议，取得了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