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认为，不怕死，只是我们讨论军人品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军人赢得尊敬的前提和基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古人的这样一种追求抑或标准，充其量是一个地板标准。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官爱财、武将畏死，这样的民族是难以自立于世界的。

　　人类恐惧死亡，是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一旦战争来临，真正的军人，必须能够克服对死亡的畏惧。“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匹夫一怒，尚且敢于流血五步，作为以战斗为己任的军人，除了不惧流血牺牲，还应有更高的追求和标准。

　　国防大学著名教授金一南有句名言：“军人生来为战胜。”不怕死诚然可贵，但是，如果仅仅以为不怕死就代表了军人的最高精神追求，那就未免低估了“军人”这两个字的真正内涵。军人素养的高下，以“三重境界”衡量。

　　第一重境界：敢战

　　“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樊哙勇闯鸿门宴，怒目项王，是敢战；张飞面对千军万马，断喝当阳桥，是敢战；长征路上，率部断后掩护主力过湘江，全军覆亡后宁肯从伤口处扯断肠子也决不做俘虏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更是敢战。还有纵身跳下狼牙山崖的五壮士，还有托举炸药包与碉堡一起粉身碎骨的董存瑞，开着战机撞向敌机的孙生禄，都是敢战的典范……正是一代又一代敢战之士的无畏壮举，铺绘出了军人这一职业的壮烈底色，塑造了人们心目中的军人形象。

　　从古到今，对于战场上的敢战之士，我们满怀敬意。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仅仅敢于战斗甚至牺牲生命，并不意味着一个军人完成了全部的使命。甲午海战，邓世昌等一批以死相拼的将士，足以称得上“敢战”。然而，空有现代巨舰而无现代战斗素养的北洋水师，把一场最不该输的仗输得一败涂地，也彻底葬送了这些军人的勇敢和生命。人们固然可以把战败的责任推给国力的衰微，推给体制的僵化……然而，军人的战败之责，又岂可推脱？甲午之殇已过百又十年，至今仍是中国军人难以释怀的痛。

　　第二重境界：善战

　　敢战，意味着具备了血性；能战与善战，表明一个军人拥有了与其职业相匹配的技能，表明一支军队拥有了能打仗、打胜仗的底气。

　　血与火的战场，要靠实力说话、凭真本事生存。关羽温酒斩华雄，靠的是实打实的实力；赵云百万军中七进七出救阿斗，凭的是硬碰硬的本事。“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在他们之前，李广之所以拥有“飞将军”的称号，除了具有射箭入石的超群武力值，他的骑术也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及至近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是轴心国一边的古德里安、隆美尔，还是盟军一方的艾森豪威尔、朱可夫、蒙哥马利，无一不是能够创造经典战例的能征惯战之辈。

　　以“小米加步枪”一路杀将出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更是名将如云，身经百战，战计百出，善于在劣势下捕捉战机，能够在险局中赢得胜机，“谈笑间”令对手“灰飞烟灭”的战术大师数不胜数。一代敢战且善战的军人，成为新中国屹立世界东方的重要基石。

　　抗美援朝，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志愿军，把拥有强大空军支援的机械化美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这一震撼世界的战绩，离北洋水师葬身黄海不过半个世纪。它所凭借的，是一代军人无所畏惧的牺牲精神，更是那样一代的将军与士兵丰富战斗经验和高超指挥艺术的结晶。一位老红军曾告诉我，当年八路军东渡黄河走上抗日前线，几番交手之后，小鬼子便开始正视起了习惯戴斗笠的南方兵，为什么？走过长征，身经百战，武器虽简陋，但打得既准又狠，足可以一当十。

　　如果说，敢战，体现的是牺牲精神；那么，善战，体现的则是职业素养。“敢战”加“善战”，才是讨论军人职业的标准起点。

　　第三重境界：胜战

　　战争是催生战将的摇篮。一场抗击法西斯的战争，造就了宛若群星的战将群落。然而，有一位特殊的将领——甚至从未亲自领兵打仗，却几乎赢得了全世界的认可。他，就是担任过美国陆军参谋长和国务卿的马歇尔将军。诺曼底登陆前，罗斯福总统原本想让马歇尔出任盟军最高统帅，受到军界高官反对，原因不是马歇尔缺乏阵前指挥的经验，而是美国军政两界再也找不到像他那样优秀的人主持战时的国内大局。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尽管这位盟军幕后指挥者、盟军战略的主要计划者的名字甚少与那些辉映战史的不朽战例一起出现，罗斯福却对马歇尔给出了这样的评价：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美国国会甚至打算授予马歇尔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高军衔“陆军元帅”，马歇尔坚辞不就。著名作家塞瓦赖德在广播讲话中为此留下了一段精彩的评说：“这样一位军人，是不需要元帅权杖的。”

　　胜战之将善于因势而谋、长于应势而动、精于顺势而为。他们并非每战必赢，却能赢在关键、赢得大局、赢到最后。管仲忍变易门庭之嘲，力挺齐桓公称霸时代，这是胜战；能忍胯下之辱的韩信，最后让项王四面楚歌乌江自刎，也是胜战；曾国藩面对一度势如破竹的太平军，以时间换空间，最后换来的同样是胜战。还有珍珠港事件后临危受命的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险境之下从不气馁，最终横扫日本海军于太平洋，无疑也是胜战的经典。

　　唐代诗人王维的《老将行》中有这样两句：“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难封缘数奇。”说的是汉武帝时代的两位名将：常胜将军卫青和传奇名将李广。

　　“不败”自然是事实陈述，但“由天幸”就未免主观了——或许由于是皇后卫子夫弟弟的缘故，卫青常被后世文人谬以为靠裙带上位。事实是，卫青首战龙城，便赢得了汉初第一次对匈奴的胜利。接下来，连年征战，七战皆捷，直至与匈奴主力决战漠北并最终形成了对匈奴的绝对军事优势，虎狼之师此后十余年再无南下之力。

　　看看西汉初期与匈奴的交战史就会发现，卫青这七战，几乎都是每打一仗便提高一步的生死对决。刘邦开国之初，可谓悍将如云，然而高祖七年刘邦亲率32万大军征讨匈奴，却落得被围白登山7天7夜的下场，靠向冒顿单于的阏氏行贿才侥幸脱险，从而不得不用公主和亲来维持脆弱的边境安宁。当时的战场不过在今天的大同附近，而卫青、霍去病却一路把匈奴赶到了他们的腹地决战。

　　众所周知，小的战斗的输赢或有偶然，大国间的战争胜负绝无“天幸”。军事领域是竞争和对抗最为激烈，也最需创新精神的领域。有汉一朝，正是卫青、霍去病等一代名将大力推行并躬身实践的军事变革，使原本并不善骑射的中原将士纵横马上。“远飞者当换其新羽”。武帝一朝的崛起，关键原因在于军事上的强大，而军事上的强大，又源自于一批优秀将领引领时代的浩荡变革。

　　“青仁，喜士退让”。班固认为，卫青之所以名不显，与他不养士有关。有心人提醒卫青：“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无称焉。”那意思是，该学学那些名传后世的名将，收养“知名人士”为您鼓吹了。卫青不以为然：“彼亲待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

　　不吹、不争、不党。应该说，卫青是很有些政治家眼光和风度的。由此看来，卫青不败，应了“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说法。与之相反，被几代诗人歌颂过的“飞将军”李广，却多少有些空负传奇之名。一代雄主汉武帝也决不会盲目到因为李广身负一时之誉就不顾逾制封之以侯的程度。更何况，李广不仅没有取得足以封侯的战绩，而且还在元光六年遭遇匈奴重创，虽凭自身高超射技逃脱，但其部将却几乎全部覆没。无疑，李广善战，但他的“难封”，也恰恰印证了“善战”与“胜战”两个境界间的巨大区别。然，胜战又岂易求乎？

　　是故，敢战、善战、胜战——三重境界，军人永远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