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中国法度和中国之道，都曾深刻地塑造中国和中国人。虽然经历欧风美雨的强势冲击，但仍然是“活着的传统”

　　只有通过不同文明的比较，才能找出中西文明的根本不同所在，才能找出不同文明何以盛、何以衰、何以兴、何以亡

　　没有自觉地赋予历史眼光，再看似天衣无缝的解释也势必失却其应有的笼罩力和说服力，更无法建立真正的“话语权”

　　最近，一篇题为“少沉迷于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的文章在微信圈流传甚广。作者断言，过于沉迷于中国古代甚至近代历史是极其不健康的。中国公众和精英更需要的是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因为不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就无法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也无法理解当下的中国。因此，应该少学一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

　　作者还进一步提出论调：古代中国历史几乎没有“现代意义”；太沉迷于中国历史会导致闭目塞听、故步自封；过分“自恋”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因此他主张，在科普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分量；在研究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史以及古代思想史的支持。他甚至还表示：“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几乎毫无现实意义，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如此对古代中国历史与传统的轻慢，令人费解。现代世界也是历史的积渐过程，不可能突然冒出来。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西方世界，特别是英国狂飙突进的产业革命、民主革命，不仅使本国历史发生脱胎换骨的变迁，而且使各民族独立发展的、分散的历史逐渐变成整体的、世界的历史。这个进程最初由西方主导，它们挟“坚船利炮”急速地向非西方世界走去。所到之处，以杀戮、抢掠和占领为基本形态，由此卷起的腥风血雨给非西方国家带来了难以磨灭的深痛巨创，并造成西方与非西方、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持久的对立和剧烈的冲突。这种紧张，牵动和主宰着国家、种族、宗教、文明关系的格局与走向。20世纪前半叶接踵而起的两次世界大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种格局和走向的恶性发展。

　　孟子曾视“以邻国为壑”为“仁人之所恶之过”，但这种“过”在西方列强手中，非但没有得到抑制，反而发展成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因此，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历史的维度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理解中国，同样如此。实际上，只有通过不同文明的比较，才能找出中西文明的根本不同所在，才能找出不同文明何以盛、何以衰、何以兴、何以亡。通过比较，无疑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自己固有文明的认知。

　　但是，单有世界视野，或仅从外部世界看中国显然是不够的。自古以来，中国无论从地理空间还是从人文空间来看，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这个“巨大存在”的开拓、维系与传承，虽然治乱相循，盛衰倚伏，但始终绵延不坠、生生不息。这个历程，曾经造就过汉官威仪、大唐气象，也曾经出现过天灾人祸、外侵内腐和混乱失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地理疆域、治理体系、生产生活方式和族群性格、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精神价值。由此形成的中国经验、中国法度和中国之道，都曾深刻地塑造中国和中国人，并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内在生命。这种内在生命虽然经历近代以来的战争与革命洗礼，经历欧风美雨的强势冲击，但仍然是“活着的传统”。直到今天，中国也并没有走上西方式的道路。

　　可见，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甚至是当下的中国，需要一种更内在的视野。否则，无法回答，为什么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唯独中国“巍然今存”？这个问题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找答案，但如果我们从更内在的角度去看，就会发现个中的奥秘显然与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有关。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并不是单一同质的。中国历史与文化讲“和”，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承认和尊重多样性，又能将这种多样性凝聚成一个整体。这种一、多相容所展现出来的弹性和张力，构成了中国人文历史中博大深沉的智慧。中国历史和传统之所以没有中断，根基和道理即在于此。

　　历史的中国是“源”，现代中国和当下中国是“流”；不了解“源”，就无法真正了解“流”。因此，要紧的不是讨论和研究古代中国历史有无“现代意义”，也不是讨论和研究如何削减对古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支持问题，而是如何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和深化历史研究。如果我们的讨论和研究只着眼于现代中国和当下中国，而没有自觉地赋予历史眼光，便不可能有纵深的历史感。而缺乏纵深的历史感，再看似天衣无缝的解释也势必要失却其应有的笼罩力和说服力，更无法建立真正的“话语权”。所以说，对中国学界而言，应该思考的真正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怎样才能先读懂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