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4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12个成员国在新西兰奥克兰市正式签署协定。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此声称“TPP协议将让美国而不是中国主导制定21世纪亚太地区的路线和规则”。开放是我国基本国策，TPP的签署让我国的开放处于多边化来袭的风口浪尖，开放战略走到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作为一个有能力、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在新时期有必要与时俱进，对开放战略进行升级，以“一带一路”为引领，在更大的格局上推动更深、更广的开放。

　　陆海并重，九州同进。历史上，我国长期秉持大陆国家发展理念，重陆轻海，严重时甚至完全禁海，“片板不许下海”（明朝），闭关必将锁国，在大航海时代之后长期沉睡，至今仍在追赶。改革开放以来又重海轻陆，五大特区全部位于东南沿海，对外贸易运输量的90%通过海上运输完成，孔雀东南飞，广大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区域差距拉大。然而，我国既是一个海洋大国，更是一个陆地大国，国土纵深广，横跨5个时区，西连全球最大的陆地：欧亚大陆；东临全球最大的海洋：太平洋。这决定了我国的开放必须陆权和海权俱重，重陆轻海，落后于时代；重海轻陆，偏离了国情。“一带一路”开放新战略即是在东南沿海开放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丝绸之路经济带重新强调陆地开放，强化与欧亚大陆的联系，打通与西欧的陆地连接，共建“世界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继续强调海洋开放，且由太平洋向印度洋延伸，强化南南合作，共营“黄金航道”。与东南沿海开放的单线不同，“一带一路”通过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条经济走廊建设实现了多线开放，内地从开放末梢转变为开放前沿，孔雀可四方飞，从而形成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对外开放大格局。

　　内外联动，双向开放。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以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撬开开放大门，成效显著。经过37年的发展，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建设成为世界工厂，我国在2013年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2014年成为全球第一吸引外资大国。但是，贸易以“两头在外”的传统产业加工贸易为主，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欠缺；投资以外资“引进来”为主，内资“走出去”欠缺。虽然对外联系紧密，但开放更多的是飞地性、单向的，是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外向型经济，而不是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开放型经济。开放型经济要求不仅要继续做好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还要发展内外分工的一般贸易，更要提升贸易软化率（即生产中知识和脑力劳动的消耗增长）和产品的技术水平；不仅要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商来国内投资，还要拓展通道便利国内资本“走出去”投资，更要提升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新时期的开放战略必须内外相互促进，双向流动，与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三去一降一补”产业深度调整相结合，与供给侧改革政策相衔接。通过“一带一路”推动国内过剩产能的消化，适度延长过剩产品的生命周期；通过服务贸易和资本市场的开放，促进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力的形成；通过更广范围的“走出去”，促进我国生产力主动向全球布局，扩大我国产业力量的全球影响力。

　　权责并举，勇于担当。大国在国际关系中起到主导作用，是国际秩序中的骨架，这决定了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但同时也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无可否认，无论是18、19世纪的欧洲还是20世纪的美国，既在主导当时全球格局构建中谋取了巨大利益，也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做出了积极贡献。近代以来，我国一直是工业经济的追赶者和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虽国大，非大国，在夹缝中汲取利益，对权责是如履薄冰。经过37年的改革开放，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贸易大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是名副其实的大国。大国当大度，有担当，有参与全球治理的勇气和信心。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秩序重建中，国际公共产品紧缺，尤其是在新的产业分工体系中，经济外部效应的国际化趋势明显。一国工业发展中伴生的负面影响会迅速波及他国；全球面临的气候、能源甚至贫困等共同挑战，一国也难以独立应对。这要求我国在新时期的开放中必须坦诚地承认自身的大国地位，并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既在国际格局构建中增进自身利益与话语权，也在全球治理中承担应有的大国责任，共商共建共享“地球村”。（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