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强调指出，着眼于打造精锐作战力量，优化规模结构和部队编成，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这是党的领袖、军队统帅对军队改革的科学论断和战略要求，也是全军官兵共同的奋斗目标。改革从来不是易事，风险与机遇并存，在战略方向明确的前提下，要充分用好时代所能提供的全部有利条件，定准具体的建设方位、建设目标和建设路径，确保改革航船高效前行。

　　乘势而上：深刻认知向质量效能型军队转变的时代根基

　　精兵是兵家正道，但军队改革作为国家大战略的组成，从不是孤立的“兵家之事”。成熟的变革时机、科学的理论牵引、综合国力的雄厚支撑，可谓军事变革的“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总结我军历次改革的成因轨迹，离不开对时代根基的准确认知和战略条件的充分运用，在新形势下向质量效能型军队转变也要与时代同频共振。

　　紧跟国家战略发展步伐。古今中外，军队体制编制大变革的时机，通常是国家战略发生重大发展变化的时期。二战至今，美国进行了4轮较大规模的军事改革，以适应其重大战略决策调整需要。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军数次重大调整改革，则伴随和配合着国家整体改革开放进程。新的历史时期，“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推进国际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战略决策的出台，既给我军实施改革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预留时间和广阔空间，又赋予了新的使命和要求。军队改革是国家改革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军不仅要借力国家战略资源，推动自身向信息主导型、质量效能型转变，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安全保障，更要通过军队改革中体现出的强大锐意进取之气，辐射拓展至社会各领域，对政治、经济、文化改革起到示范与促进作用，使军队改革与国家战略契合、与社会发展同步，真正具有生命力和持久力。

　　顺应军事变革浪潮牵引。用兵力兵器的数量规模积聚效能，是工业时代军队的选择，前苏联的“钢铁洪流”就是突出代表。从靠兵力兵器效能的线性叠加转为依靠信息力打击力的效能融合，借助兵员质量和先进技术聚变产生效能，则是海湾战争以来，多场局部战争引发的世界范围信息化军事变革浪潮的必然要求。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报告指出，“军事革命并不是作战方式改革的速度，而是作战方式改革的程度，体现在新的作战概念和组织结构上，结果产生了新的军事能力，或者淘汰了过时的军事能力”。我军要实现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必须用新的作战思维突破旧的观念束缚，用新质战斗力取代落后战斗力。在这方面，外军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使我军的改革之路在“扬弃”中破浪前行。我军军事变革必然带来的官兵素质“质”的提高、科学技术的积累、物质保障的丰厚，也将为减员增效、聚力强能提供有利条件。应充分利用这些积极因素，将当前世界范围内军事变革的成果融会贯通，站在军事变革的潮头，走出具有我军特色的开放型变革之路。

　　发挥综合实力支撑优势。成功的军事改革通常发生在国力进入上升期和强盛期，依靠强有力的经济、科技、文化等多重支撑，国家才能承受军队改革的巨大投入。历史表明，规模较小但相对先进的军队，建设和运行耗费通常远高于规模庞大，且训练、技术、保障等较为落后的军队。军队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无疑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削减员额的复退消化、武器装备的研制更新、各类设施的升级改造，以及人员待遇的适当提高，都需要国家和社会的整体支持。我军在推进军队改革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从国家经济发展成果、从制造业战略规划、从社会保障改革等国家层面的重大发展进步中汲取资源，争取更大的经济投入、更强的技术实力、更优的人员配备、更好的保障条件，为向质量效能型军队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使命召唤：准确把握向质量效能型军队转变的目标方向

　　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军队对于军事改革都有不同的构想与目标。我军改革同样必须基于国家利益拓展赋予军队的新使命、新任务、新要求，认真审视自身能力不相适应之处，确立起明确而系统的总体建设目标，着力增强与适应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保证国家安全各项战略任务相匹配的全新能力。

　　灵敏的反应是首要前提。21世纪以来，全球发生的多起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大部分直接影响或间接涉及到我国相关利益。我军行动范围已逐步扩展，任务的广泛性、突发性与复杂性远超以往任何时期。传统的指挥体制、旧有的信息模式、有限的部署能力已难以完全适应当前使命任务对我军灵敏性的要求。新的军种力量、新的领导机构、新的指挥链路、新的投送手段应势而生，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有效形成灵敏军队的三个必备条件，即强大的信息触角、高效的指挥机制、全域的机动部署。在向质量效能型军队转变的过程中，要逐步建立覆盖领土领海领空全域、辐射全球利益相关区域的侦察情报网络，构建多军种、多层级、多领域一体化联合指挥、顺畅协调的指挥控制体制，完善多手段、立体式、大运量、远程化的力量投送体系，为我军实现从域内到域外的“耳聪目明、令下即行、快速到达、有效控局”创造前提。

　　多样的能力是现实需求。我军从成立伊始，历史和现实就给军队赋予了多能的任务定位。新形势下，特别是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国家利益的不断拓展，我军的使命任务范畴也在不断延伸。迄今，我军参与了数十次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二十多批次舰船执行亚丁湾护航任务，与多个国家举行了多场联合军事演习与训练，并执行了大量海外撤侨、救灾、援助等行动。其中既有较小规模、低烈度行动，又有较大规模、中高烈度行动，这就意味着我军必须同步发展创新战争行动与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着力打造与多样化任务相匹配的行动力量、技术装备、编制体制以及运行机制，尤其是具备较强的特种作战、远海行动、远空作战以及战略打击、战略支援等新质能力，从而有效遂行参与广泛的维和任务、常态实施的海上护航、日益增大的反恐压力、发源多向的领海领土争端以及频发突发的灾害救援等多样性任务。

　　“聪明”的行动是核心要质。“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一支知道从整体战略出发，将指令执行最完美、资源使用效益最大化、行动成果最持久的军队，才称得上是真正高质量高效能的军队，能够为国家有效争取最大利益。换言之，质量效能型的军队应当是一支“大智慧”“有远见”的军队，其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具备明确的战略指针、科学的行动指导、合理的力量运用。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说过，“明智的将军从不轻易投入战斗”，空有强大的力量，而无对行动目标的合理化确立、行动方式的最优化选择、行动力量的精确化运用以及行动过程的精细化控制，再强大的军队都可能变成被“大卫”击倒的“哥利亚”。我军在向质量效能型转变过程中，在持续强化“肌体”的同时，更要重视对“头脑”的强化，必须建设稳健而高效的决策机构、成熟而理智的智囊团队和可靠而稳定的控制手段，为军队实施“聪明”行动奠定坚实基础。

　　提质增效：积极探索向质量效能型军队转变的方法路径

　　质量效能型的军队不应被动应付战争，而应向积极适应战争、进而主动设计战争转变。实现这一转变不是简单的压减数量、缩小规模，而是要立足军队在新形势下面临的现实使命任务，充分考虑可能的后续发展，从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陈旧思维、难以适应信息化战争的技术装备、制约作战能力发挥的体制机制等着手抓转变，真正推动军队改革高速高效前行。

　　以新思维为提质增效的策动源。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同样，在基本规律之下，每个时代的战争都遵循其特有的原则，对这些特有原则的思考、归纳、总结，必然形成触发战争形态嬗变的全新军事思维，并引发军事领域全方位的大变革。思维守旧的军队，不可能在这种变革中抢占先机，马其诺防线背后的法军、海湾战场上的伊军无不证明停留在上一场战争思维中的恶果。因此，要“改变机械化战争的思维定势，树立信息化战争的思想观念”。改革提质增效的核心，就是在对传统军事思维“继而不僵、破而后立”的基础上，对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和系统诠释，进而实现对于军队政策法规、作战方式、训练模式、保障模式、管理方式等理论体系的全新构建。下大力拓展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路径，加快理论转化的速度，为推进我军向质量效能型军队加速转变提供科学的思维引导和系统的理论依托。

　　以新技术为提质增效的推力源。技术决定战术，是军事领域的一条准则，新的技术往往是军队改革甚至战争形态发展的重要推力。朱德元帅说过，有什么样的武器打什么样的仗。从另一方面来讲，就是想打什么样的仗就要有什么样的武器。《战争艺术》作者约米尼指出，“武器的优越可能增加战争胜利的机会，虽然武器本身并不能获得胜利，但却是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过去我们靠强大的精神和过硬的训练，在技术装备落后的情况下实现“以劣胜优”，这既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现实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军技术水平正在逐渐接近世界先进军队，为逐步实现“优劣平衡”直至“以优胜优”提供了条件。在军事技术开发应用上，必须“软、硬、巧”同步推进，积极发展和运用机电技术、航天遥感、深海探测等“硬技术”，人工智能、信息网络等“软技术”，组织管理、运筹应用等“巧技术”，推动武器装备体系向机械化信息化的更高层次发展。

　　以新结构为提质增效的聚变源。钻石与石墨的成分都是碳元素，不同的结构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特性，充分说明“结构决定效能”。结构是物质和能量发挥作用的组织载体，对军队而言，结构力是人员与装备聚变为实际战斗力的决定因素。调整兵员结构是提高军队质量的基本途径，要进一步优化官兵比例，大幅提高作战单位人员比重、官兵专业化水平，变重视培养和征召高学历官兵为重视培养和征召高技能官兵，为加快我军职业化进程、提高质量效能夯实根基。对与信息化战争不相适应的落后力量要坚决做“减法”，对打赢信息化战争急需的新型作战力量要坚决做“加法”，把无人、远程打击、水下、反导、太空、网络等作战力量作为发展新重点，不断优化我军力量结构。通过持续推动各军兵种指挥、作战、保障单元的模块化、复合化、一体化，形成无缝链接的军事体系，真正具备高效的联合指挥、联合作战、联合行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