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为美国中学、哈佛学院和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提出了相应的方案和建议，其实质是价值观教育，所谓的“思辨与表达”是推行美国价值观的手段和方式。

　　最近，一篇题为《美国通识教育的精髓在于思辨与表达》的文章在朋友圈中流传甚广。文章作者认为，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型社会，美国教育经历了通识教育的转型，从幼儿园开始实行人文、通识教育，通过课堂表述和辩论以及科学方法的训练来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这篇文章引起不少读者反思中国教育，也让很多人对美国通识教育抱有美好的期待。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篇文章对美国通识教育的认识并不全面，因为美国通识教育的实质是价值观教育，所谓的“思辨与表达”是推行美国价值观的手段和方式。

　　一般而言，现代意义上的美国通识教育以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为标志。1945年，哈佛大学发布了一份名为“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的报告（中译本为《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这份报告论述了美国社会自1870年以来经历的变革及其给美国教育带来的挑战，提出了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通识教育理念，并且依据这一理念规划了较为详细的通识教育方案。该报告为哈佛大学所设计的通识教育方案很快被采用，成为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一大亮点。它也是近年来国内一些高校推行通识教育改革时的主要效仿对象。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认为，由于知识的专门化、市场分工的发达、教育系统的扩张以及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美国社会面临严重的分化与分裂倾向，这一倾向导致个人的自由发展与公民的共同信念之间出现激烈的冲突，可能会挑战现代社会的民主和自由。作为教育界人士，《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的作者们尤为关注专业教育的弊端。他们认为，绝大多数美国人从高中阶段开始就必须接受与专业课程接轨的教育，发展各自的兴趣和才能，以便将来从事专门领域的工作，大部分人甚至不得不在高中毕业后就谋求一份工作。即便是进入大学的那一小部分人，在大学期间也是以修习专业课程为主，以便将来成为某个学科或是领域的专业人士。但是，专业化教育带给受教育者的不仅是知识和技能的专门发展，还包括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等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和对立。由于现代社会的民主和自由尊重并鼓励个人之间的种种差异，包括技能、观点和价值的多样性，所以，现代社会更容易走向分裂，也更需要某种约束力。

　　在这些忧心忡忡的专家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构建共同的价值规范，以约束现代社会的分裂力量。为此，这份报告提出了现代意义的通识教育理念，其精神和主旨是解决现代社会的分裂问题，寻求让公民团结一致的有效途径。简言之，“通识教育是一种促使现代人团结起来而非分裂开来的教育”。可见，现代通识教育的实质是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教育，是以凝聚价值共识的方式来解决现代社会的价值分裂和价值冲突问题。

　　围绕通识教育的这一主旨和目标，《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为美国中学、哈佛学院和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提出了相应的方案和建议。概括地说，为了培养自由社会赖以形成的知识和价值观，以及对人性的整体理解，在知识方面，要让学生掌握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知识、方法和价值；在人性品质方面，要培养学生有效思考的能力、交流能力、作出恰当判断的能力和辨别价值的能力，最终培养出自由社会的公民和好人。由此可见，所谓的“思辨与表达”，主要是指通识教育所要培养的有效思考和交流思想的能力。在《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中，这些能力只是通识教育所要培养的人性品质的部分内容，更没有涉及通识教育的知识方面。而不管是知识方面还是人性品质方面，归根到底，都是服务于现代社会的价值共识这一主旨的。

　　该报告为中学、大学和社会这三个不同阶段所建议的通识教育方案，也始终是在传播知识、培养技能和塑造品质的同时传递一定的价值观。对于中学教育，该报告给出了既切合中学教育实际又符合通识教育主旨的教学建议。例如，在谈到文学课时，报告指出，名著阅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目前还是一种急需凝聚力的离心文化”，“正是通过诗意，即对于通常事物的具有想象力的理解，人们的思想才会最深刻、最根本的联系在一起”。历史和当代社会的课程，除了要让学生掌握历史知识和历史技能，还要培养他们对公众事务的兴趣和良好意愿，让他们了解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探索美国制度背后的价值观念。对于大学的通识教育，该报告提出的通识课程建议，与中学阶段的通识教育方案一脉相承。报告明确说：“我们的意思是，学院阶段的通识教育应当被看做是从中学阶段就开始的通识教育的更高水平的发展；我们同时也认为，在这个教育过程的不同阶段中，教育的价值和目标会保持一致。”

　　这份《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虽然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但是报告所揭示的社会问题，所提供的教育理念和实施方案，对于思考当下中国社会仍然有着现实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社会转型的加剧、利益格局的变动和国民教育的普及，当下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价值观念的混乱、紧张、冲突等状况，也迫切需要凝聚价值共识，重建价值秩序。而教育是塑造国民价值共识不可或缺的途径。在改善价值观教育方面，我们不妨借鉴美国通识教育的方案和做法，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革道路。（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