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曾感慨“小学语文教材最难编”。果不其然，此次新修订的语文教材一露面，就备受外界关注：先是温书林所写的《南京大屠杀》一文换成张纯如所写的《南京大屠杀》片段《死里逃生》掀起热议，接着是40%的课文被更换惊讶了不少人，稍感安慰的是新修订的教材增加了古诗文的比例，而且保留了《王二小放牛》的经典篇章，这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但又面临着另一些人对经典“脱离时代”的担忧，着实众口难调。

　　自从本世纪初语文教材改革后实施“一纲多本”、放开教材编写权后，与之伴随的争议就没有断过。相比于数学、科学等科目，语文教材的相对开放性，决定了其编写注定会更易成为社会话题。况且，与其他科目一样，语文教材的修订同样承担着减负、加强素质教育的重任。比如，2014年上海语文教材修订时，就因旧版一年级语文课本中的8首古诗文被“瘦身”而引发争议；更早之前，还有人为《雷雨》《背影》《狼牙山五壮士》《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等经典篇章被“踢出”语文课本而鸣不平。更有甚者，有的版本为了“素质教育”而删减了某一类文章，而另一个版本同样为了“素质教育”却增加了某一类文章，一时间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纷争之余，我倒觉得有一条值得强调，即教材修订是一项专业性工作，其遴选取舍应该符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规律、思维特征和接受程度，激发学习者兴趣，不能为了减负而减负，或者是为了灌输而灌输。从这条原则出发，篇章的取舍就容易理解一些。比如前面提到上海一年级语文课本虽然“删除”古诗，修订方的解释是这些古诗被重新编排到各学期，改变了教学方式。如此一来似乎就没有必要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再比如，这次语文出版社新版教材删除了《谁勇敢》，因为虽然保护别人是一种美德，但对未成年人进行这样的“倡导”就显得不妥。

　　对于肩负着母语教学和文化传承的语文教材来说，无论编写还是使用，最终都要落实到用上。这里既有符合各个年龄段的“实用”的“用”，也应该含有符合文学审美的“效用”之“用”。尤其是在一些经典篇章的取舍上，更是如此。比如颇受争议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被替换为《智取生辰纲》，正如有质疑者提出的，如果只是因为“宣扬暴力”而用后者替代了前者，那么所谓的“智取”其实也并不光彩，反而让学生错失了“拳打”这段文笔精彩的写作课。至于不能“以暴制暴”这样的道理，对中学生而言只需要老师略加提示即可，倒是一些影视节目的负面影响更多。

　　一本合适的教材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更为关键的是如何以教材为纲目施展语文教学。比如广州的一些学校，有感于之前的语文教材古诗文比重偏低，开展了中华文化经典教育工程，每学期每周固定学时，同样可以弥补特定版本课本在某些方面的不足。反之，如王旭明所言，倘若一定要把《再别康桥》中诗人徐志摩对友人和情人的怀念无限“拔高”，那么即使是再多经典篇目入选，这样的教法也都有违语文教育的本意。